定西市城市规划实施办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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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对村民选举权的法律救济
　　　　　　　　　　　　　　　　　　——基于地方自治法的立场

　　　　　　　　　　　　　　　　曾文远 中国政法大学

　　内容提要: 村民选举权屡遭侵害导致村委会选举出现不协调之音，从而影响村民自治原本具有的社会和法律功效，故从法律制度上保障村民选举权的救济实属必要。厘清地方自治与自治监督的关系问题，是正确看待村民选举权法律救济的前提。而具体从村委会选举纠纷和争议的形态和特征出发来构建相应的救济制度，方能够有效确保各种争议的解决。


没有救济则无权利，侵害固然可怕，但无针对侵害的法律救济则更令人心怖。我国村民选举权屡遭侵害导致村委会选举出现不协调之音，从而影响村民自治原本具有的社会和法律功效。当前我国学界对村民选举权的救济制度展开了一股研究热潮，[1]这些研究的成果大抵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将村委会选举纳入到我国整个选举制度中考察，因而综合借鉴国外选举权利救济制度来构建我国的村民选举权的救济机制。二是突出司法救济对于村委会选举权救济的根本作用，于是相应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村民选举权纠纷争议的法院管辖权上。
笔者认为，理论界的这种分析路径从根本上仍然是宪法式的，即没有将村委会选举视为根本不同于国家工作人员的选举（其中典型的就是人大代表的选举）的地方自治行为，这就会造成一个严重的理论和实际上的消极后果，即通过这种方式也许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村委会选举权的救济问题，但是不能在整体上解决村庄自治中的其他问题，如村庄行政执行问题、自治监督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的根源都是同一的，都是在于没有厘清我国地方自治与自治监督的理论关系问题。因此，将村庄视为与国家相分离的独立法律主体以及其享有自治事务的完全管辖权，这是正确看待我国村民自治问题的起点。
一、地方自治法视野下的村民选举权
村委会选举是我国村庄自治的一件大事。村庄自治毫无疑问属于地方自治法律制度的内容，因此我们将村委会选举必须纳入到地方自治法的视野当中予以考察。不过，现阶段我国法学界存在着一个更为基础的问题，这就是地方自治法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位，目前占主导的意见认为，地方自治法是宪法的内容范畴，因而村庄自治、村委会选举等问题很自然是宪法性问题，理应由宪法学加以研究。笔者以为，如同合法财产之保护，地方自治（村庄自治）一样是为宪法所规定之内容，但该等内容在宪法层面仅仅具有制度保障意义，并未能予以具体展开，而具体化之任务实则留有立法机关通过法律实现之。法律层面的地方自治和宪法层面的地方自治意义自有所偏重和差异，前者构成地方自治法的实体内容，后者则成为统摄和审查前者的更高层次的立法准则。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地方自治实质上为一种行政任务执行方式，地方自治法的主体内容是关于该种行政任务执行的组织体制，故其从属于统一的行政组织法体系。
（一）民主合法性原则之于行政组织的意义
行政活动的采取，必有一定的组织加以保障。与此同时，行政一旦拥有了一定的组织，即意味着选择了关于行政任务、行政权能等诸多关乎行政运作的制度性分配。换言之，行政组织就是行政籍以活动的机构组合体，它涉及到机构与其所属主体的关系，其中最主要的是调整组织主体性的法律规范。行政组织法就是“有关行政组织设置、内部结构、法律地位、相互关系、程序、履行组织职能的人员任用及其地位以及必要物质手段筹备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首要任务就在于为行政系统内部提供明确有效的法律后果的归属及其认定的标准，确立行为的责任性”。[2]
民主原则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一个基本原则，这意味着为宪法保障之行政组织法亦须遵循该原则，其核心内容是公共权力的行使必须受人民领导权的约束。从民主原则中推导出来的充分合法性证明要求以及选举原则的实质性要求必须在行政组织关于机构、人员和事务内容的具体合法性证明方面得到严格贯彻。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人员合法性证明，团体成员的选举权就是其基本要求，因为从人民主权可以很自然导出，国家公民具有国家行政组织民主合法性证明主体资格，地方居民具有自治团体组织的民主合法性原始证明主体资格。从这个角度出发，笔者大胆预测，如果以村委会选举为基础的村民自治体现的“草根民主”能够推动国家层面的民主，从而找到一条自下而上的中国民主化途径，村民自治和村委会选举对国家政治民主的重大影响可能远远超过“草根民主”本身，历史发展的轨迹往往超出人们的预想。
（二）地方自治的产生和性质
1．地方治理的两种方式
地方事务应当得到治理，这是人类社会秩序化的要求。[3]对地方事务加以治理的途径有二：统治和自治。
统治意味着国家政府权威在地方领域内的延伸，将地方成员均纳入到国家权力组织网络中，并且该网络掌握着成员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各种资源（包括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可见统治的作用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国家权力的作用，其基础在于“国家一社会”的混沌状态。统治依赖于自上而下的命令使得秩序有计划性，因而其具有政令畅通、高效率的地方治理优点，但是这一手段不足以应付地方事务的复杂化（特别是新事物的冲击），不足以真实表达地方公民的利益诉求，正是这种要害性的特征使得现代国家逐渐放弃地方统治的模式，转而需求一种内生型治理模式。[4]
自治则表明国家权力在地方事务的有限性，具体表现为“成熟公民”对自己事务的自我管理，但是自治须建立在独立公民社会即“国家一社会”二分基础之上。如果说统治或多或少将地方治理视为国家治理整体的一部分，那么地方自治则意味着其自身便是一个独立的整体，与国家的治理具有同样的价值地位。公民自行管理地方事务，其最大的优势在于“激发公民对公共福祉的责任心和参与热情，……另一方面，可以借此利用公民有关乡镇事务的兴趣、地方性知识和专业知识”；[5]不过因地方自治而导致的国家分裂的危险也并不是不存在，对此可以通过地方自治法的规制予以消解。
2．地方自治的性质
近代法治的最初逻辑基础就是公民对于国家的反抗，这种防御权思想必然要求在普遍公民中存在一种共同意识，即尽可能减除作为“必要的恶”的国家作用，使其仅仅作为“夜警”而存在。这种自我管理的思想直接对当时逐步走向近代法治的欧洲大陆国家的地方事务治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同时商品经济也导致“城市自由空气”的扩散，于是地方自治得以产生，也可以说地方自治最开始就是城市自治。从反面来看，地方自治是建立在地方统治否定的基础上，正是因为专制在市民阶层中激发出来的日益高涨的“厌国情绪”直接触发了法律同志社思想(Rechts-genossen)的回归。
地方自治的产生具有明显的法律规制特征，这种法律规范，一方面是在内容上明确地方自治的管辖权，另一方面则在功能上将自治权思想贯彻到宪法当中，形成地方自治权的准基本权利性质。
关于地方自治权的性质问题，学界有不同的看法，归纳起来，主要有固有主义和传来主义两种立场。固有主义认为，自治权为天赋的，为公民所固有，先于国家存在，故其理所当然地为基本权利谱系内容，该理论来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地方权”思想以及基鲁凯的组合法理论；传来主义则强调国家对于地方自治的先在意义，即地方自治权乃由国家所传授。后来制度保障主义在继承传来主义学说的基础上又吸纳了固有主义强调地方自治权的保护倾向，主张在从宪法上加强对地方自治的制度性保障(Institutionsgaran-tie)，从而解决了固有主义和传来主义的紧张关系，成为学界通说。[6]
（三）村民选举权性质的再界定
人事权是自治权的重要内容，根据民主合法性的证明要求，人事权就应当通过选举权体现出来。公法学通说的观点是，地方自治权是国家通过法律予以规定并且由宪法直接保障的权利谱系。因而行政组织的选举权不是一种客观性法则，而是由实证法加以设定的，由此来看，村民选举权无外乎是其具体的一种体现。通过一定程序（以投票或其它方式），选择能代表他们来行使公共权力的人进行公共治理，这就是选举。村委会选举是村民行使（或者说让渡）自我原始自治主权的一种行为，村民选举权则是其法律保障之体现，因此，我们可以这样定义村民选举权：它是由作为村庄成员的村民选举村委会及其成员组建地方自治团体机构行使行政自治权的一种法定权利。
鉴于同一主体在不同的法律关系中往往具有不同的称谓，甚至在同一法律关系的不同阶段也有不同称谓，如合同关系中受要约人一旦接受要约并作出承诺，即成为承诺人。农村中的村民也是如此。因此从地方自治角度对村民选举权予以界定，必须注意其与公民选举权的区别。“村民”是一定社区内的居民相对于社区团体而言的，“公民”是个人相对国家而言的，两种称谓是农村居民所具有的相对于不同法律关系中的两重身份。当农村村民以其村民身份选举村委会时，我们称这种选举权为“村民选举权”；当农村村民以其普通公民身份选举人大代表和国家机关公职人员时，我们称这种选举权为“公民选举权”，即通常人们所说的狭义选举权。从上文对村民选举权的涵义分析以及二者之实践表现来看，二者至少存在着这几点区别：
1．适用法律不同。在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中，并无一部全国统一的《村民委员会选举法》，《村组法》只用了一章十个条款对村委会选举作了规定，有关村委会选举的法律规范极不完备。村民选举权更多的是适用大量的地方法规。与此相反，公民选举权适用的法律规范要完备得多，既有单行的统一的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选举法，又有大量的地方性选举法规，其法律制度资源之丰富为前者所无法比拟。
2．享有主体不同。村民选举权的权利主体仅限于农村中实行村民自治的地方的具有村民资格并依法经村民选举委员会确认的村民。其权利主体具有强烈的属地色彩。我国公民选举权的权利主体范围则极为广泛，本文先前介绍过凡年满18周岁，未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均可成为其权利主体，其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等则在所不问。
3．权利内容不同。村民选举权是村民享有的自治权的一种，是宪法所赋予的行使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利。它是一种民主政治权利，目的在于使村民依法选举村委会，实现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公民选举权不是一种自治权，而是宪法规定的人民参加管理国家事务，选举产生代议机关代表和国家机关公职人员的最基本权利。
4．行使方式不同。我国农村实行村委会的直接选举，村民直接通过投票选举产生村委会成员，其选举权是通过直接方式实现的。但公民选举权的实现则既有直接方式又有间接方式，即县级及其以下人民代表通过直接选举方式产生，县级及其以上人民代表通过间接方式选举产生；我国目前还没有实现国家元首的直接选举，国家公职人员基本上是通过间接方式选举产生的，尽管有地区已经开始了乡镇长的直接选举，但仍处于试验阶段。
5．权利救济方式不同。“有权利，必有救济”这一古老法谚仍是现代法理学的一大原则。对村民选举权的救济方式，《村组法》的规定非常简单，仅在第17条中规定在遇有以威胁、贿赂、伪造选票等不正当手段妨碍村民行使选举权，破坏村委会选举时，村民有权向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举报，由有关机关负责调查处理。一些地方法规则进一步规定了特定情形下的刑事诉讼救济方式，但这些规定并不多见，且极不完善。我国法律对公民选举权救济方式的规定要完备得多，不仅有刑事诉讼方式，而且有民事诉讼方式如选民资格案件等。不过将村委会选举权的救济纳入到司法系统中，已成为我国学者的一种普遍认识，这也是区别于一般公民选举权之救济方式的主要不同点。
二、村民选举纠纷的具体形态和特征
村委会选举纠纷的实质就是村民选举权遭受侵害，而村民选举权又根源于村民自治权。根据地方自治法的理论内容，自治法的主体内容就是自治权之行使以及行使行为的监督，但是无论是行使还是监督，都是将地方自治团体作为独立的法律主体，因此如何看待因选举而产生的村委会的性质本身才是问题的关键。
按照这种法理的推导，村庄自治团体毫无疑问的具有了行政法上的独立主体地位。[7]村民选举权在这种背景下尽管也是毫无疑问的公权利性质，但是却因村委会这个自治机构的中间体而将问题复杂化了，因为在现实中侵害村民选举权造成选举纠纷的主体往往发生在村委会及其相应机构上。另外，村庄的自治权地位，决定着村民选举权作为一种主观公权利请求之公共行政主体义务人的模糊性，这些都使得我们对村委会选举纠纷的性质定位产生困惑。
在进行相应的救济分析之前，我们不妨先来看看村委会选举纠纷和争议的形态和特征，因为一切事关村委会选举的纠纷和争议都是妨害村民选举权实现的障碍，都是实质的侵害行为。
（一）主体特征与形态
村委会选举纠纷在主体上主要涉及选举权人（即村民）和相对义务人。根据我国《村委会组织法》的相关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第4条），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第5条）并且可以提出“村民委员会的设立、撤销、范围调整”的建议（第3条第二款），乡、县级政府有关部门“应当负责调查并依法处理以威胁、贿赂、伪造选票等不正当手段妨害村民行使选举权、破坏村委会选举的行为”（第17条），等等，这些现行法律规范内容都涉及到村民选举权实现的相关事项，因而都会导致村委会选举纠纷的产生。故从选举权相对义务人的性质上来看，村委会选举纠纷的形态可以有：(1)作为选民的村民或者竞选人和基层人民政府之间的纠纷；(2)作为选民的村民或者竞选人和前村委会或者村民选举委员会之间的纠纷；(3)作为选民的村民和其他作为选民的村民或者竞选人之间的纠纷；(4)竞选人之间的纠纷。无论村委会选举纠纷（两方之间）的主体形态如何，但都必须以作为选民的村民或者竞选人为纠纷的一方，因为纠纷或者争议存在的基础在于他们的村民选举权。
（二）客体特征与形态
村委会选举纠纷在客体上表现为村民选举权利由于具体内容而在村委会选举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形态。这里涉及到的纠纷主要有：
1．选举资格争议。根据我国《村委会组织法》第13条规定，年满十八岁的村民除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者一律都是具有选民资格，即享有村民选举权，但问题什么是“村民”法律并不确定，因而选举资格争议就表现在村民身份认定而产生的纠纷。
2．选举效力争议。这种争议既可以表现为选举权人对正在进行的村委会选举中的任何一个环节或者整体的有效性持否定态度而产生的争议，也可能是村民或者候选人对已经结束的村委会选举的有效性提出异议。
3.罢免争议。罢免权是村民选举权的一种延续，因而侵犯罢免权产生的纠纷也属于村委会选举纠纷。罢免争议是指依照法定选举程序合法产生的村委会及其成员在其具体执行村庄公共行政权力的存续过程中，因违法或者其他原因导致村民启动罢免程序而产生的争议。需要注意的是，村委会成员同样为享有村民选举权者，故他们和提出罢免的村民都具有罢免争议发动者身份的可能性。
4．程序争议。村委会的选举是通过一定的程序表现出来，而这些程序都是法定的，故村民或者候选人对选举是否符合法律程序亦可产生相应的争议和纠纷。
笔者认为，在村民选举权的行使中，共存在这样几种独立的法律主体，其就可以构成村委会选举纠纷的一方：(1)选举权利主体，这主要是指选民、候选人者当选人；(2)村庄自治权利（力）主体，村委会受选举产生因而接受了村民让渡的自治权利，因此构成了村庄自治团体的公法人代表；(3)国家行政主体，主要涉及对地方自治具有法律监督权的行政机关，但其真正主体应当为国家本身；(4)其他组织和个人，任何不特定的组织和个人只要存有妨害村民选举权行使情形均构成村民选举权的侵害主题。根据以上关于纠纷形态的分类，我们很容易结合法律主体的各自权利（力）做出纠纷所涉及的权利（力）对立的形态，因为村民选举纠纷的实质就是以村民选举权为中心的各种权利（力）的对抗。这些权利对抗的形式主要有三类：(1)村民选举权和村民选举权的对抗纠纷；(2)村民选举权和村庄自治权的对抗纠纷；(3)村庄自治权和国家法律监督权的对抗纠纷，我们接下来就分别分析其各自的权利（力）基础进而探讨相应的纠纷解决途径。
三、村民选举权和村民选举权对抗纠纷的救济途径
村民选举权之行使从村民个体来看是一种个人参与自治管理的行为，但是从自治团体的角度来看，如何保障与促进村民选举权之实现则是其自治权限内的固有事项，而且也是一种法定责任，我国目前的宪法和《村委会组织法》也多是从这点来保障和规范村委会选举行为。因此，对于村民之间选举权对抗纠纷实际上就类似于我们国家行政机关管理下行政相对人公权利之对抗和争议类似，在此情况下，无论是地方自治团体还是国家行政主体一般都具有纠纷的救济职责，故村民选举权和村民选举权对抗纠纷的救济首先是村庄自治团体自我的行政救济。
村民选举权和村民选举权之对抗纠纷可以表现为选民之间的选举权纠纷，也能表现为候选人之间的选举权纠纷，更能表现为选民和候选人之间的选举权纠纷，但是无论其形式如何，这些纠纷都属于村庄自治团体所应当管辖之自治事项。这也正是本文并不主张将此类纠纷一并推向司法救济借助行政诉讼予以实现村民选举权之救济的根本理由之所在，尽管以司法为最终原则的现代法治国家理念要求司法救济是最终的救济方式，但是其并不代表一定是首要选择的方案。当前我国存在许多村民向村庄自治团体以外的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系统寻求选举权救济的现象迅猛增多，其一个方面反映了村民认识到自治法律监督制度的保障功能，但是另一个方面则体现了我国村庄自治主体自治权的不完整或者村民自治本身的“自治”意味大打折扣了。
自治体不能有效解决村委会选举之争议和纠纷，主要是由于法律确立的村庄自治团体关于此类纠纷的救济权及其行使的具体组织机构不明所致。其实这也反映了国家在立法思想中对地方自治法的基本法理仍抱有一种谨慎的怀疑态度。从实证法角度来看，“由国家来处理村庄选举争议的做法如果被广泛采用，恰恰可能弱化了村庄的自治能力，而规定了村庄选举程序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恰恰是为了确立村民自治这一农村治理制度的，村庄自治能力弱化恰恰有违村民自治立法的初衷。”，因而，“仅就构成自治能力一民主选举来讲，如果自治体本身能够处理选举争议，无疑也会大大加强村民自治制度设定的村庄公共权力的由村民选举产生的制度目标。”[8]笔者认为，增强村民自治共同体作为行政法主体处理其自治权范围的村委会选举中的村民选举权与村民选举权之间纠纷的救济主体的能力，须着力从这几个方面入手：
（一）以《村委会选举法》的制定为契机，尽可能完善村委会选举的具体制度，使得相应的选举权纠纷能够明晰化，这是做到所有村委会选举纠纷救济的前提。
山东省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青岛市行政审批监督管理若干规定》的通知


各区、市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市直各单位：
　　为规范行政审批的设定和实施，加强行政审批监督管理，保障本市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现将《青岛市行政审批监督管理若干规定》印发给你们，望认真遵照执行。


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一一年一月二十日




青岛市行政审批监督管理若干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行政审批的设定和实施，加强行政审批监督管理，保障本市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青岛市行政审批行为及其监督管理，适用本规定。
　　法律、法规和规章对行政审批监督管理已有规定的，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执行。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的行政审批包括行政许可和非行政许可审批。
　　本规定所称的行政许可，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调整的行政审批事项。
　　本规定所称的非行政许可审批，是指由行政机关及具有行政执法权的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以下统称行政机关）实施的，除行政许可外的行政审批事项。
　　第四条　青岛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负责本市行政审批的监督检查和指导协调工作。
　　区市政府法制部门（机构）负责辖区内行政审批的监督管理工作；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法制机构负责本部门行政审批的监督指导工作。
　　市、区市监察机关检查督促行政审批实施单位依法履行职责，提高工作效率，方便管理相对人，查处行政审批实施单位违法实施行政审批以及由此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问题。
　　第五条　设定和实施行政审批，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便民的原则，并依照规定的权限、范围、条件和程序进行，提高办事效率，提供优质服务。
　　能够通过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方式有效规范的事项，不设定行政审批。
　　第六条　有关行政审批的规定应当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实施行政审批的依据（涉密事项除外）。行政审批的实施和结果，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应当公开。
　　第七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审批享有陈述意见的权利。
　　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审批。
　　第八条　市、区市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审批责任制和过错追究制，加强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审批行为的监督检查。
　　行政机关应当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从事行政审批事项的活动实施有效监督。
　　第九条　建立行政审批备案制度、集中办理制度、统计分析制度、统一标准制度和投诉制度，促进行政审批规范有序，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
　　第二章　行政审批的设定和备案
　　第十条　设定行政审批，应当遵循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有利于发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促进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第十一条　行政许可的设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有关规定。
　　除通过法律、法规、规章设定的非行政许可审批外，非行政许可审批应当通过制定市政府规范性文件设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十二条调整范围内事项未设定行政许可的，不得设定非行政许可审批。
　　市政府工作部门、区市政府及其工作部门、镇政府（街道办事处）不得自行设定行政审批事项。
　　第十二条　非行政许可审批包括下列事项：
　　（一）行政机关对其他行政机关或者其管理的事业单位人事、财务、外事等事项的审批；
　　（二）有关税费减免、享受政府资金扶持或者享受政府其他优惠政策待遇事项的审批；　
　　（三）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价格事项的审批；
　　（四）有关人口户籍、档案管理、计划生育、投资计划、科技计划、教育计划及招生等事项的审批；
　　（五）有关民政优抚和社保待遇事项的审批；
　　（六）有关国有资产处置、产权变动事项的监督管理审批；
　　（七）有关财产权利或者其他法律关系、法律事实予以确认的登记，包括准予登记、变更登记和注销登记；
　　（八）其他法律、法规、规章及市政府规范性文件规定的非行政许可审批。
　　第十三条　拟设定行政审批，行政机关应当事先采取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广泛听取意见，对设定该行政审批的必要性和对经济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论证，并将有关情况形成书面材料，与所草拟的地方性法规送审稿和政府规章、市政府规范性文件草案一并报送市政府法制部门。
　　第十四条　拟设定行政审批的，行政机关应当在所起草的地方性法规送审稿和政府规章、市政府规范性文件草案中，对行政审批的内容、条件、申请材料、受理和决定机关、实施方式和程序、实施期限、效力、收费、年审等事项作出具体规定。
　　对已设定的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设定该事项的文件未具体规定审批条件、申请材料、程序、期限等实施内容的，应当由负责实施的行政机关按照本规定拟定实施办法，报市政府法制部门审查同意后执行。
　　第十五条　对实施上位法设定的行政审批而作出的具体规定，不得增设行政审批；对行政审批条件作出的具体规定，不得增设违反上位法的其他条件。
　　第十六条　下列行政审批事项实行备案管理：
　　（一）在本市已公布的行政审批事项外，通过法律、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新设定或者国家、省通过文件正式下放本市等方式依法新增的行政审批事项；
　　（二）依法调整的行政审批事项；
　　（三）依法废止的行政审批事项。
　　第十七条　行政机关应当在该行政审批事项设定、下放、调整或者废止文件公布后30日内，报同级政府法制部门（机构）备案，并按照对行政审批的统一要求做好以下工作：
　　（一）属于新增行政审批事项的，应当做好条件、程序、期限等有关办事流程的设计工作；
　　（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的，应当做好调整后实施的准备工作；
　　（三）废止行政审批事项，需要制定后续管理办法的，应当及时制定后续管理办法。
　　第十八条　申请备案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实施、调整或者废止行政审批事项的备案报告；
　　（二）实施、调整或者废止行政审批事项的依据文件；
　　（三）行政审批的审批要件、申请材料和审批程序等。
　　只涉及调整行政审批事项名称或者废止行政审批事项的，不需要提供本条第（三）项所列材料。
　　第十九条　政府法制部门（机构）应当在接到备案报告后10日内完成备案审查工作，并向行政机关出具书面备案审查意见。行政审批事项有关要件需要进行专家论证、评估的，论证、评估时间不计算在内。
　　符合有关规定的，政府法制部门（机构）应当出具准予备案的审查意见；不符合有关规定的，政府法制部门（机构）应当出具不予备案的审查意见。
　　属于新增行政审批事项的，行政机关持准予备案的审查意见到相应的行政审批服务机构办理该行政审批事项集中办理等相关事宜。
　　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设计的审批条件、申请材料和审批程序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没有明文规定的，应当遵循合理、有限的原则进行设计；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有兜底条款的，应当结合工作实际，将特殊情况予以细化明确。
　　第二十一条　实施行政审批的行政机关可以对行政审批的实施情况及存在的必要性进行分析评价，在听取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意见和建议后，向该行政审批的设定机关和本级政府法制部门（机构）报告。
　　第三章　行政审批的实施
　　第二十二条　行政审批由具有行政审批权的行政机关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
　　第二十三条　行政审批实行集中办理制度。
　　因特殊原因不能集中办理的，应当经本级政府法制部门（机构）审查同意，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四条　行政审批需要行政机关内设的多个机构办理的，该行政机关应当确定一个机构统一受理行政审批申请。
　　行政审批依法由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分别实施的，本级人民政府可以确定一个行政机关受理行政审批申请并转告有关行政机关，分别提出意见后统一办理，或者组织有关行政机关联合办理、集中办理。
　　第二十五条　区市政府实施同一行政审批事项应当遵循统一标准，同一行政审批事项的名称、条件、程序和期限等应当一致。
　　市政府法制部门应当加强对区市政府实施行政审批的监督指导，促进区市政府实施行政审批的统一协调。
　　第二十六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需要办理行政审批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请。
　　第二十七条　申请人应当如实向行政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并反映真实情况。
　　行政机关不得要求申请人提交与其所申请行政审批无关的技术资料和其他材料。
　　第二十八条　申请人的行政审批申请符合有关规定且材料齐全的，行政机关应当予以受理；材料不齐全的，行政机关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充材料后受理；不符合有关规定的，行政机关不予受理并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第二十九条　行政机关应当在法定期限内按照规定程序对所受理的行政审批申请作出决定，可以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当场作出决定。
　　第三十条　需要依法通过委托专业机构进行评估或者技术鉴定后作出决定的行政审批，行政机关应当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拟委托的专业机构。招标方案应当事先经本单位法制部门审查同意，招标结果应当公示，并报同级政府法制部门（机构）备案。
　　行政审批要件中属于申请人自行选择服务或者中介机构的，行政机关不得指定服务或者中介机构。
　　第三十一条　行政机关应当与其他行政机关共享有关行政审批信息，提高办事效率。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使用有关行政审批信息时，应当依法保守有关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第三十二条　行政机关应当做好行政审批档案管理工作，具体行政审批事项完成后应当及时归档。
　　行政审批案卷应当符合一案一卷、目录完整、材料齐备的基本要求，能够完整反映整个行政审批流程。
　　第四章　信息公开与统计
　　第三十三条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审批依法实行公开。
　　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有关行政审批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
　　第三十四条　行政机关做出的准予行政审批决定，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依法查阅。
　　行政机关内部审批不适用前款规定。
　　第三十五条　行政审批实施情况实行统计分析制度。
　　行政审批情况统计分析的主要任务是全面、准确、系统反映全市各级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审批的全貌，为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了解情况、掌握动态和作出决策提供依据。
　　第三十六条　行政审批情况统计分析实行统一管理，分级负责。
　　市、区市政府法制部门（机构）负责所辖区域行政审批情况的统计分析、统计检查工作并实行统一管理和组织协调。各行政机关负责本机关实施行政审批情况的统计分析，按市政府法制部门提出的要求对有关信息进行搜集、整理、汇总、分析和上报。
　　第三十七条　行政审批情况统计分析采用填报年度报表和撰写行政审批情况分析报告方式收集、整理资料。
　　年度报表由市政府法制部门统一制定并公布。
　　各区市政府和实施行政审批的市政府各部门填写年度报表，并按照规定拟定本部门行政审批情况分析报告，于当年度11月15日前报市政府法制部门，由市政府法制部门统一汇总并拟定全市的行政审批情况分析报告报市政府。
　　区市政府部门拟定的行政审批情况分析报告应当上报同级政府。
　　第三十八条　行政审批情况统计报表通过以下渠道报送：
　　（一）市政府各部门法制机构负责报送本部门行政审批统计报表和情况分析报告；
　　（二）区市政府法制机构负责报送本地区行政审批统计报表和情况分析报告；
　　（三）被授权组织的主管部门法制机构、委托行政机关法制机构，负责报送有关授权或者委托实施行政审批的行政审批统计报表和情况分析报告。
　　第三十九条　行政审批统计报表和情况分析报告须经本机关负责人、制表人签字确认后报出。
　　第四十条　各行政机关依法建立统计资料的审核、查询、交接、档案等管理制度，保证统计资料的质量，防止重复、遗漏和错误统计。
　　第四十一条　全市行政审批统计数据由市政府法制部门统一管理，向市政府报告后对外公开。
　　区市政府法制部门（机构）负责本辖区行政审批统计数据的管理和公开工作。
　　第五章　投诉与监督检查
　　第四十二条　行政管理相对人认为行政机关违法增加行政审批项目或者增加审批条件的，违规指定中介机构或者专业服务的,可以向市政府法制部门投诉。
　　行政管理相对人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履行行政审批职责过程中有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的，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青岛市行政效能投诉处理暂行办法》等规定进行投诉。
　　第四十三条　投诉人可以通过电话、电子邮件或者信函等方式进行投诉。
　　投诉内容包括被投诉人的名称或者工作人员的姓名、投诉的事项和理由等，以及投诉人的姓名、通讯地址、联系方式。
　　第四十四条　对符合本规定的投诉，有关部门应当受理，并按照规定查办回复。
　　市政府法制部门受理投诉后应当对投诉情况进行立案调查，经调查情况属实的，责令责任部门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予以通报；有违规违纪行为的，移送监察机关依法处理。
　　第四十五条　政府法制部门（机构）应当依法加强对行政审批工作的日常管理，不定期组织行政审批专项检查。
　　第四十六条　实行行政审批案卷评查制度。政府法制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对各行政机关的行政审批案卷进行定期评查或者不定期抽样评查。　
　　第四十七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监察机关或者政府法制部门（机构）依法处理：
　　（一）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审批申请不予受理的；
　　（二）未依法说明不受理行政审批申请或者不准予行政审批理由的；
　　（三）在受理、审查、决定行政审批过程中，未按照规定向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履行法定告知义务的；
　　（四）对申请人需补充、更正的材料和相关事项不一次性告知的；
　　（五）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结行政审批的；
　　（六）不按照规定向社会公开行政审批有关信息的；
　　（七）对经法定程序认定应当予以撤销的行政审批，超过法定期限不予撤销的；
　　（八）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九）其他违反相关规定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的。
　　第四十八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监察机关或者政府法制部门（机构）依法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一）违反规定擅自设定行政审批的；
　　（二）继续执行已经废止的行政审批或者变相实施行政审批的；
　　（三）超越权限实施行政审批的；
　　（四）擅自改变行政审批条件实施行政审批的；
　　（五）对不具备申请资格或者不符合行政审批条件的申请予以行政审批的；
　　（六）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政审批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审批的；
　　（七）违反程序实施行政审批的；
　　（八）依法应当根据招标、拍卖结果或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决定，但未经招标、拍卖或者考试，或者不根据招标、拍卖结果或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决定的；
　　（九）要求申请人购买、使用指定产品、设备或者接受有偿服务的；
　　（十）擅自收取或者不按照规定收取费用或者截留、挪用、私分、变相私分行政审批收取的费用的；
　　（十一）其他因渎职、失职行为，损害申请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的。
　　第四十九条　对申请人通过伪造材料、使用虚假证明文件或者贿赂等非法手段取得行政审批准许的，行政机关应当撤销原有的行政审批决定，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六章　附则
　　第五十条　本规定自2011年2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