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市冬季江上安全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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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济南市人民政府


济南市封山育林管理规定

《济南市封山育林管理规定》已经1990年1月8日市人民政府第五十九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施行。



市长 翟永
一九九○年一月八日




　　第一条 为加速我市荒山绿化步伐，改善生态环境，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对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山场地块，必须在一九九○年六月一日前实行封山育林：
　　（一）有培育前途的疏林、幼林山场地块；
　　（二）每公顷有天然下种能力的母树六十株以上的山场地块；
　　（三）每公顷有萌芽、萌孽力强的伐根、幼树九百株以上的山场地块；
　　（四）分布有珍贵、稀有制种经封育可望成林的山场地块；
　　（五）人工营造难以成林的高山、陡坡、岩石裸露地和水土流失区；
　　（六）其他需要封育的山场地块。
　　第三条 封山育林实行市、县（区）、乡（镇）三级管理。市级封育的重点区域是：药山、粟山、北马鞍山、标山、凤凰山、匡山、鹊山、卧牛山、华山、马鞍山（南）、英雄山、 五里山、 六里山、七里山、兴隆山、郎茂山、转山、千佛山、平顶山、金鸡岭、罗袁寺顶、撅子山、老虎山、回龙山、蝎子山、狸猫山、蚰蜒山、小姑山、龟山、白云山、 将军帽、 拔山橛、北大顶、炮楼山等济南林场所管辖的山岭。
　　县（区）、乡（镇）的封育区域，由各县（区）人民政府确定。
　　林业、园林主管部门，应会同规划、土管、城建主管部门具体划定封育区域的边界线。
　　第四条 封山育林的年限：
　　（一）市级管理的山岭为十五年；
　　（二）县（区）级以下管理的山岭为七至十二年。
　　第五条 封山育林应贯彻“以封为主、封育结合”的原则。在封育区外围的路口，由当地林业、园林主管部门设立标牌，注明封育区的界限。必要时应在边界周围埋设界桩，设置护栏。
　　所有封育区都必须建立护林组织，配备护林人员，制定护林公约，落实管理措施，确保封山育林目标的实现。
　　第六条 封山育林期间，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进入封育区从事下列不利于林木生长繁育、破坏植被的活动：
　　（一）割草、放牧、拾柴；
　　（二）狩猎、野炊、烧荒、烧纸；
　　（三）开荒、采石、挖沙、取土；
　　（四）违章建设；
　　（五）其他妨害封山育林的活动。
　　第七条 对违反第六条规定的单位和个人， 给予以下处罚：
　　（一）责令停止妨害封山育林的活动；
　　（二）限期退出封山育林区；
　　（三）警告或通报批评；
　　（四）没收非法所得和毁林物品；
　　（五）赔偿经济损失、补种树木、罚款。
　　以上处罚可以合并适用。
　　第八条 对违反第六条规定情节严重的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违反治安管理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有关规定处罚；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条 对有下列事迹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人民政府或林业、园林主管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一）努力完成封山育林计划，成绩显着的；
　　（二）积极采取护林措施，制止毁林行为成绩显着的；
　　（三）在查处毁林案件中贡献突出的。
　　第十条 市林业和园林主管部门，可根据本规定制定具体的奖惩办法，报市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十一条 本规定由市林业局和园林局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不安抗辩权的法律救济思考

张旭科 孙佳楣


不安抗辩权，又称为先履行抗辩权[1]，根据《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其是指双务合同成立后，根据合同约定应当先履行合同义务的当事人在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不能履行合同义务，或者有不能履行合同义务之虞时，在对方没有对待履行或者提供担保之前，暂时中止履行合同义务的权利。在性质上属于一时抗辩权[2]或延迟抗辩权[3]。笔者认为，结合《合同法》有关规定，在不安抗辩权的法律救济问题上，还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思考和探讨：
一、关于履约担保权问题：即先履行方暂时中止合同的履行后，是否可以请求后履行方提供履约担保？
对这一问题，国内学者普遍认为不安抗辩权包括请求提供履约担保权。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并认为不安抗辩权不应当包括主动要求对方提供履约担保的权利。理由如下：从法理上分析，抗辩权是一种对抗权，是权利人用以对抗他人请求权的权利，抗辩的作用在于防御，而不在于攻击，因而必得等他人之请求，始得对其行使抗辩权，因而请求权与抗辩权是处于对立位置上的。不安抗辩权是抗辩权的一种，其必然囿于抗辩权的性质，与请求权不同，也只是一种不带有任何攻击性的防御性权利。所以说，如果允许先履行方在后履行方不能履行之虞时，可以要求提供其履约担保的权利，是不符合抗辩权性质的，在理论上也是站不脚的。
以我国《合同法》的规定为例，第69条规定:“当事人依照本法第68条规定中止履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对方提供适当担保时，应当恢复履行。”笔者认为，从这条规定可以看出，中止履行人没有获得请求对方提供履约担保的权利，在其尽了通知义务后，只能处于等待的状态，而无权要求对方提供担保或提前履约。这一规定可以说充分考虑到了后履行方的期限利益，因为在后履行方履行期限届至前，其履约能力降低难为给付，可能只是暂时的，在履行期限到来时可能恢复履行能力，如果这时中止履行人可以请求对方提供履约担保的权利，这对对方来讲明显不公平。法律不能为避免一种不公平的后果而造成另一种不公平。当然，后履行方为了避免对方中止履行后可能造成的损失，也可以自愿提供担保。
二、关于解约权问题：即在不安抗辩权中，如果先履行方行使不安抗辩权，而相对人（即对方）拒绝对待给付或提供适当的履约担保，那么先履行方有无解约权（解除合同的权利）呢？
对这个问题，大陆法系的民法规定得不明确，按照德国判例与学说的通说，拒绝提出担保，不使对方限于延迟，也不因此使先为给付的一方取得合同解除权。[4]对于先履行方是否有解约权，我国学者有以下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赞成德国判例与学说的通说的观点，认为没有解约权，认为“不安抗辩权作为延缓的抗辩权的一种，只能使对方的请求权在一定期限内不能行使，而不应发生合同解除的效果，所以不安抗辩权本身不应包括合同的解除权”；[5]第二种观点是认为应当理解为先履行方享有“诚信解约权”，主张“如果相对人反复拒绝提出给付或提出担保，有背于诚实信用原则，经过相当期限后，应认先给付义务的人有解除权”。[6]
笔者认为，从不安抗辩权的性质上看，它是不应当包括属于积极性权利的解除合同的权利，但是，德国判例与学说的通说，显然是不利于周密地保护预见到他方不履行或不能履行的一方当事人的利益。然而，笔者也同意上述第二种学者的观点，即认为先履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行使基于诚信原则赋予的“诚信解约权”，这种解约权只是对不安抗辩权制度的补充，不是源于不安抗辩权制度自然发展。与此同时，笔者也坚持不安抗辩权本身不应理解为包括合同的解除权的观点，不认为解除合同是不安抗辩的当然权能。但是，这里还要注意的是，“诚信解约权”在“一定条件”下行使，“一定条件”是相对方反复拒绝提出给付或提出担保。不过，这里的“反复”认定是要看法官的自由裁量，因而，“诚信解约权”的行使还存在一定风险的。
此外，我们也应该看到，若对方是的确无履行能力或拒绝提供担保，对方也无反复提出给付或拒绝提出担保的情形，在无行使“诚信解约权”的可能下，先履行方是否可以寻求解除合同这一救济方式？依据何在？虽然不安抗辩权从本质上讲是对抗请求权之抗辩权，其本身显然不包括解除合同，但是笔者认为可以主张不安抗辩权与预期违约制度结合运用。[7]以《合同法》为例，《合同法》第69条“中止履行后，双方在合理期限未恢复履行能力并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中止履行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其实就是将不安抗辩权与默示预期违约的结合，赋予了合同当事人解约权。[8]
三、关于损害赔偿问题：即先履行方在行使不安抗辩权并最终解除合同后，如何对先履行方加以进一步救济的问题，即先履行方是否享有立即起诉要求损害赔偿的权利？
损害赔偿是各国法律普遍确认的一种违约救济方法。损害赔偿是受害人发生了实际损失才能采用这种救济方法，正如台湾学者所言，“损害赔偿，以损害之存在为前提，方有赔偿可言”。[9]但是，大陆法因为没有明确规定行使不安抗辩权的当事人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自然也没有规定要求违约损害赔偿的权利。
《合同法》也没有规定在合同解除后，先履行方享有立即起诉要求损害赔偿的权利，但是这种有始无终的救济显然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满足先履行方的合理要求。因此，从解释学的角度来讲，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第69条中后履行方不提供担保的不作为即视其明确的表明其将不履行合同义务，构成“以行为表明其将不履行合同义务”，从而有合同法第108条之适用。可见，我国合同法的不安抗辩权制度隐含了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但这也不是不安抗辩权制度本身所具有的，是合同法上不安抗辩权与预期违约的结合运用的结果。
另外，笔者认为，如果对方的行为违背诚信原则，使行使不安抗辩权的当事人获得“诚信解约权”时，的确造成了行使不安抗辩权的当事人实际损失的话，其就应该赔偿对方因自己的行为而导致的损失。

注释：
[1] 苏惠祥.中国当代合同法论.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164。也有的学者将不安抗辩权称为异时履行抗辩权，参见刘瑞复.合同法通论.北京：群众出版社，1994：133
[2] 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335
[3] 王家福.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北京：法律出版社，1991：401
[4] 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356
[5] 王利明.关于不安抗辩权的几个问题.民商法研究第4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489
[6] 史尚宽.债法总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591
[7] 不过，这种结合并不是完美的，在我国合同法中不安抗辩权与预期违约的规定存在着冲突与矛盾的。这一点，笔者将在文章的第六部分中加以论述。
[8] 对此，笔者认为王利明教授的观点很精辟，他认为，《合同法》69条之“解除合同”之规定，已不是对不安抗辩权做出的规定，而是对预期毁约所做出的规定，并认为《合同法》第108条所提及的“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实际上就是指在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行能力并且未提供适当担保行为，此种行为属于默示预期违约行为。参见王利明.关于不安抗辩权的几个问题.民商法研究第4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490
[9] 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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