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执行中若干税务处理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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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人民政府


贵州省人民政府令第52号


　　《贵州省生猪屠宰管理办法》已经2000年8月22日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0年10月1日起施行。

　　　　　　　　　　　　　　　　　　　　　　　　　　　　　　省长　钱运录
　　　　　　　　　　　　　　　　　　　　　　　　　　　2000年9月7日
　　　　　　　　　　　　 贵州省生猪屠宰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生猪屠宰管理，保证生猪产品质量，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根据国务院《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生猪屠宰和生猪产品销售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对生猪实行定点屠宰、集中检疫、统一纳税、分散经营的制度。
　　鼓励和推广定点屠宰厂（场）实行规范化、工厂化、机械化屠宰生猪。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省生猪屠宰的行业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生猪屠宰监督管理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负责乡（镇）生猪定点屠宰的具体管理工作。
　　畜牧、工商、税务、环保、卫生、价格、公安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各自的职责分工，共同做好生猪屠宰管理工作。


　　第五条　定点屠宰厂（场）的设置由市、县人民政府根据“统一规划、合理布局、有利流通、方便群众、便于检疫和管理”的原则确定。
　　定点屠宰厂（场）设置的数量为：贵阳市（不含开阳、修文、息烽县和清镇市）1－3个；地、州、市人民政府（行署）所在地城市1－2个；县（市）人民政府所在地城市1个；乡（镇）人民政府所在地1个。


　　第六条　屠宰上市销售的生猪，必须在定点屠宰厂（场）屠宰；农村地区自宰自食的除外。
　　地处偏僻、交通不便、肉食供应量不大的乡（镇）人民政府所在地以外是否实行定点屠宰，由市、县人民政府确定。


　　第七条　设立定点屠宰厂（场）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向市、县人民政府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或乡（镇）人民政府提交书面申请和有关技术资料，由市、县人民政府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审查同意后，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并报省人民政府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经批准设置的屠宰厂（场），必须到环保、卫生、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相关手续，凭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定点屠宰证》，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办营业执照后，方可营业。


　　第八条　定点屠宰厂（场）选址，必须远离生活饮用水的地表水源保护区、居民集中区等区域，不得妨碍或影响所在地居民生活和公共场所的活动。


　　第九条　定点屠宰厂（场）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与屠宰规模相适应的充足水源，水质符合国家规定的卫生标准；
　　（二）有符合国家设计、安全、卫生标准规定的待宰间、屠宰间、急宰间、屠宰设备、生猪和生猪产品专用运载工具；
　　（三）有取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出具健康证明的屠宰技术人员；
　　（四）有经省人民政府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考核合格，并取得其核发的肉品品质检验人员资格证书的肉品品质检验人员；
　　（五）有理化、微生物等常规检验的检测仪器，备有适用的消毒药品和消毒设施，健全的卫生消费制度；
　　（六）有病猪、死猪及其产品的无害化处理设施和排污设施；
　　（七）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规定的防疫条件。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配备必要的屠宰行政执法、监督人员。屠宰行政执法，监督人员应当经培训考核合格，并取得贵州省行政执法证、行政执法监督证，实行持证上岗。


　　第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生猪屠宰行政执法、监督及肉品品质检验人员的培训、考核、发证等管理工作。


　　第十二条　市、县人民政府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负责定点屠宰厂（场）标志牌的管理；市、县人民政府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肉品品质检验合格验讫印章的管理及《定点屠宰证》的年检工作。


　　第十三条　定点屠宰厂（场）屠宰生猪的宰前宰后检疫，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依法实施，出具全国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统一使用的检疫证明，并加盖全国统一使用的验讫印章。定点屠宰厂（场）屠宰的生猪，必须具有生猪产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的检疫证明；未经检疫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依法补检。
　　宰后生猪产品的肉品品质检验依照《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由定点屠宰厂（场）自检，接受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监督。


　　第十四条　定点屠宰厂（场）的肉品品质检验，必须与屠宰同步进行。检验合格的肉品，由厂（场）加盖肉品品质检验合格验讫印章；未经检验或经检验不合格的，不得出厂（场）。对检验不合格的生猪产品，按照《条例》和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十五条　定点屠宰厂（场）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规范化屠宰。地、州、市人民政府（行署）所在地城市和人口数量较多的县（市）人民政府所在地城市应实行机械化屠宰。


　　第十六条　定点屠宰厂（场）不得屠宰、加工病死、毒死、死因不明的生猪和生猪产品，不得对生猪和生猪产品注水或注入其他物质。


　　第十七条　定点屠宰厂（场）提供屠宰服务，按规定收取费用。具体收费标准按省价格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定点屠宰厂（场）应按国家有关规定纳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法向屠宰厂（场）收取任何费用。


　　第十九条　进入市场的生猪产品，必须具有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动物产品检疫合格验讫印章、屠宰厂（场）的肉品品质检验合格验讫印章，方可上市销售。


　　第二十条　对违反本办法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依照《条例》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及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第二十一条　以暴力、威胁方式阻碍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或其他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所称生猪产品，是指生猪屠宰后未经加工的胴体、肉、脂、脏器、血液、骨、头、蹄、皮等。


　　第二十四条　在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条件下，牛、羊也应实行定点屠宰。
　　牛、羊实行定点屠宰的，按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2000年10月1日起施行。

对诉讼标的为生效判决所羁束的问题探讨

张朝泓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第（十）项是诉讼标的为生效判决所羁束的。在审判实践中，对如何正确理解适用最高人民法院的若干解释，实务界和理论界中出现了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诉讼标的即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如果已有生效判决对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处理，则除非经过审判监督程序，否则不能再针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理。因为，一事不再理是法律的统一性、稳定性和权威性的要求，在一个裁判经法定程序撤销之前，其具有法律效力，法院不能再针对同一案件进行审理。这对当事人也同样具有拘束力。这里要注意“羁束”一词应严格理解，不能认为，只要与诉讼标的有关就是羁束，比如，民事判决中对于房产证作为证据加以采信并不意味着法院已对房管部门的发证行为作出确认合法的判决，故发证行为并未受到生效民事判决的羁束。[1] 这一观点，强调了民事判决将房产证作为证据采纳并不意味着法院已对该证作出确认合法的判决，也就是说房管局的发证行为并未受到生效民事判决的羁束，如果原告对于该发证行为不服，仍然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
相类似的观点认为，民事诉讼在解决当事人因抵押合同的效力发生的纠纷时，要依赖于需要由行政审判庭管辖的行政机关抵押登记行为合法性问题的解决。如果当事人起诉时或者诉讼中未对涉及的行政争议提起行政诉讼的，由民事审判庭对民事诉讼及有关属于行政诉讼的问题一并管辖，不过，民事审判庭只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形式上的审查，即：只要行政行为外在形式上的表现内容合法，即可以作为民事案件的定案根据。其理论依据是：行政诉讼也应坚持“不告不理”的法律原则，行政诉讼只能由当事人提起，如果当事人没有提起行政诉讼，依法受理行政争议的行政审判庭不能主动立案受理和审理。因此，如果当事人起诉时或者诉讼中未对涉及的行政争议提起行政诉讼的，只能由民事审判庭对属于行政诉讼程序解决的问题进行审查。由于行政行为具有公定力，我国法律明文规定否定行政行为公定力的程序只能是权力监督程序、行政监督程序、行政诉讼程序，而非民事诉讼程序，故民事诉讼程序不具有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功能，民事审判庭只能对属于民事审判附属问题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形式上的审查。[3]
从理论上来分析，房屋权属登记行为是一种行政确认行为，非经确认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其行为是一种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房屋权属登记基于民事行为、行政行为或者司法行为，无论基于那种行为，都是对产权归属关系的行政确认。因此，将权属登记视为民法调整的领域是大错特错，它实际上是行政法发展到今天的重要课题之一。按照正当程序原则，仅仅通过民事诉讼对主合同和从合同的效力的有效性进行审查不足以否定抵押登记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房地产权属登记涉及房地产开发、商品房买卖、贷款等民事法律行为，也涉及权属登记等具体行政行为，一些民事行为通过行政行为确认而产生羁束力。在审判实践中民事审判直接认定房地产抵押合同无效，其必然造成司法权对行政权的不尊重，虽然司法权优于行政权，但是，必须遵循正当程序原则，已经进行房地产抵押登记就推定抵押有效，如果想否定抵押登记的效力，就必须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审判来撤销抵押登记行为，而不能通过民事审判直接否定行政行为。[4]
第二种观点认为：如果一个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已直接或间接地在先前的行政判决或民事判决中作出了确认，当事人对这个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这种情况即为“起诉标的为生效判决所羁束”。对于这种起诉人民法院是不能受理的。因为如果作出的判决与过去的判决是相同的，新提起的诉讼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作出的判决与过去的判决不一样，那法院内部对同一事实同一对象作出了相互矛盾的判决，在诉讼上也是不允许的。要避免上述情况的出现，就必须确定这样一个原则，只要起诉的标的为生效的判决所羁束，法院就不能受理；当事人如果对先前的判决有意见，只能通过再审程序撤销原来的判决，否则就没有提起行政诉讼的可能性。[5]
相类似的观点认为，根据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行政审判实践，应当注意，基于同一事实而产生的行政案件和民事案件，要防止分别作出判决而出现裁判冲突。近几年来，在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和民事案件中，往往存在基于同一事实而产生的行政案件和民事案件分别审判实体内容相互冲突的情形，不仅有损司法裁判的严肃性，也影响了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实现。对此，应当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解决。首先，在审理行政案件过程中，如果发现同时存在基于同一事实而正在审理的民事案件，应当本着此案的审理以彼案判决结果为依据的原则，确定审理的先后顺序；其次，如果民事案件已经作出判决，而且对行政案件的审理产生拘束力，应当中止或者终结行政案件的诉讼；第三，如果民事案件的裁判确有错误，应当通过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审判监督程序处理。[6]
第三种观点认为：《若干解释》第44条第一款第（十）项规定的“诉讼标的为生效判决的效力所羁束”，既指为生效判决内容所羁束，也包括为生效判决的认定所羁束。当然在司法实践中，主要的问题是后者。从司法裁判的主体上看，无论是何种形式作出的裁判，都应当被视为法院作出裁判，具有约束力。因此，从理论上讲，法院的一个审判庭作出的生效裁判对本院其他审判庭有约束力。相对人对生效裁判所认定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法院不应当受理。当然从司法程序的角度看，有一定的道理。的确，在民事诉讼或者刑事诉讼中，法院往往仅将具体行政行为作为证据审查，而且这种审查缺乏行政机关参加的对抗辩论程序，可能导致对具体行政行为的错误认定。民事或者刑事生效裁判一般只能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但无权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因此，若相对人认为民事或者刑事裁判认定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错误，相对人又不能提起行政诉讼。于是，这在实践中，可能存在一个被生效裁判错误认定为合法但无法撤销的具体行政行为。之所以存在这种问题，是因为我国司法体制本身存在的问题。法院进行司法解释时需要作必要的衡量。司法解释首先应当符合法学的基本原理，至于制度上可能出现的问题，可以通过改革制度来解决问题。对于该项规定可能出现的问题，同样可以通过建立新的制度来解决。
上述论及的是诉讼标的为同一法院生效裁判所羁束的问题。对于不同法院所作的判决，则应当作不同的处理。这是《若干解释》未涉及的问题。从该项规定的文字表述上理解，生效判决包括所有法院的生效判决。诉讼标的为上级法院生效判决效力私所羁束的，对于当事人的起诉，法院不应当受理。但诉讼标的为下级法院生效判决所羁束的，上级法院则应当有权受理。这在法院司法权等级理论上是可以得到支持的。至于诉讼标的为其他非上下级关系法院生效裁判所羁束的，法院也可以受理。[7]
以上是三种不同的理解，笔者偏向第一种观点。民事判决中对于房产证（包括产权证、他项权证等）作为证据加以采信并不意味着法院已对房管部门的登记、抵押登记发证行为作出确认合法的判决。可以通过行政审判，审查房地产登记、抵押登记发证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作出行政判决，行政判决的结果可以作为是否对民事判决提起再审的依据。若因行政判决确认发证行政行为不合法，需要对民事判决作出改判，也并不意味着原来的民事判决为错案。
事实上，根据《若干解释》第44条规定，诉讼标的为生效判决的效力所羁束的，法院不予受理。但实践中遇到的情况比较复杂，在执行该规定时有些困惑。如原告与被告因民事争议诉讼到民事审判庭，双方争议涉及房产、土地登记行为。民事判决是不审查被告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反，其作出判决的依据往往是以被告颁发的土地证和房产证作为定案依据的。按照《若干解释》的规定，如果民事判决根据被告的登记行为作出后，原告再诉被告房产、土地登记行为，法院是不予受理的。但是，被诉的房产、土地登记行为的合法性确实未经法院审查，如果原告认为权益受到侵害，法院又不受理，原告就没有救济途径了。[8]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曾建议对上述现实问题予以研究，并作出可行性规定。 但到目前为止，仍然未有可行性的规定出台，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否需要象解决“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可诉性问题一样，等待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批复。
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写的（中国城市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释义一书第89页。
[2]、王振宇撰稿，赵大光、蔡小雪审稿，江必新审定的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讲座（二）、第八讲第一审裁判（见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参考2001年第1辑总第2辑第166页）。
[3]、段小京，《行政诉讼的附属问题及其管辖研究》（见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2005年第1集总第13集第025页）。
[4]、王达：《房屋所有权、抵押权登记行政诉讼理论与实务》，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前言。

[5]、江必新著（金城出版社2001年8月第一版）《中国行政诉讼制度之发展－行政诉讼司法解释解读》一书第174页；江必新在《若干解释》疑难问题探讨一文（见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参考2001年第1辑总第2辑第103页）；蔡小雪、段小京撰稿，赵大光、蔡小雪审稿，江必新审定的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讲座（一）、第六讲起诉与受理一文（见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参考2000年第1辑总第1辑第266页）。

[6]、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王秀红2003年10月21日在全国法院行政审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确实贯彻司法为民思想努力开创行政审判工作新局面》（见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参考2003年第4集总第8集第27页）。
[7]、甘文著，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5月北京第一版《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之评论－理由、观点与问题》一书第126页。

[8]、《行政审判的发展、问题与对策－浙江、江苏、上海、山东行政审判工作调查报告》一文（见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参考2002年第1辑总第4辑第242、2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