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全地形车等产品进行强制出口检验管理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6 18:40:05 浏览:8458
来源:法律资料网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关于对全地形车等产品进行强制出口检验管理
国家质检总局、海关总署公告2007年第131号
【文 号】 国家质检总局、海关总署公告2007年第131号
关于对全地形车等产品进行强制出口检验管理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及《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的要求，临时对部分产品(详见附录)实施强制出口检验管理，海关凭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签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检验检疫出境货物通关单》放行。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执行，上述临时强制措施的解除另行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二00七年八月三十日
附录:
HS编码
商品名称
3924100000 塑料餐具及厨房用具
3924900000 塑料制其他家庭用具及卫生或盥洗用具
7615190000 铝制高压锅
8703101100 全地形车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从诉讼证明的角度看，刑事审判中的新证据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新发现的证据（实际上，准确的说法应当是“新发现并收集的证据”，不过基于约定俗成和行文的方便，以下均称“新发现的证据”），只有那些新发现且足以影响定罪量刑的证据才属于新证据。那些对定罪量刑没有实际影响的新发现的证据，例如不具有实际证明价值的证据以及虽有证明价值但已有证据足以定案的重复性证据，都不属于本文所探讨的新证据。
一、庭审程序中发现新证据的处理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的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在一审庭审中，一旦当事人提出此类申请，通常会导致案件延期审理，进而影响审判集中进行，因此，法庭需要对申请的明确性和必要性进行审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二百二十二条就此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应当提供证人的姓名、证据的存放地点，说明拟证明的案件事实，要求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理由。实践中，如果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当事人及相关人员申请调取新证据的主张明确，且确有调取新证据的必要，就应当同意申请，并宣布案件延期审理；否则，如果当事人及相关人员申请调取新证据的主张不明确，或者拟调取的证据对于定罪量刑没有实际影响，就不应当同意申请，并在说明理由后继续审理。需要指出的是，对控辩双方的上述申请进行审查，是人民法院主持庭审的职责要求，不过，基于对被告人辩护权的法律保护，只要被告方提出的申请依法有据，人民法院就应当同意。
实践中，公诉机关可能在提起公诉前就已经收集了特定的证据，但并未在提起公诉时将相关证据移送给人民法院，而是在庭审中才申请出示此类开庭前未移送人民法院的证据。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设立证据展示制度，但为了避免庭审中的证据突袭，确保被告方的辩护权，原则上公诉机关应当依法在提起公诉时将全案证据材料移送给人民法院，确保辩护方通过阅卷等方式及时了解公诉机关的控诉证据，做好诉讼准备工作。如果公诉人当庭申请出示开庭前未移送给人民法院的证据，辩护方提出异议的，根据《解释》第二百二十一条的规定，审判长应当要求公诉人说明理由；理由成立并确有出示必要的，应当准许。例如侦查机关依法通过技术侦查手段获取特定的证据材料后，公诉人基于保密的考虑原本未准备在庭审中使用该证据材料，但因其他证据当庭遭到辩护方的质疑导致证据体系受到削弱，不得已而当庭申请出示上述通过技术侦查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对于此种申请，法庭就应当准许。同时需要强调的是，由于辩护方庭前并不知晓此类证据，因此，辩护方提出需要对公诉人当庭申请出示的此类证据（因该类证据在案件提起公诉前就已经发现，故并非本文所探讨的严格意义上的新证据）作辩护准备的，法庭可以宣布休庭，并确定合理的准备辩护的时间。根据《解释》第二百二十一条的规定，辩护方申请出示开庭前未提交的证据，参照上述做法处理。实践中为了尽量减少上述情况发生，对于召开庭前会议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督促控辩双方充分开展诉讼准备工作，避免因提出新证据而导致庭审中断。
此外，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的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合议庭对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核实证据时，如果发现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新证据，根据《解释》第六十六条的规定，应当告知检察人员、辩护人、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必要时，也可以直接提取，并及时通知检察人员、辩护人、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查阅、摘抄、复制。《解释》的上述规定有助于确保准确查明案件事实，但基于客观中立裁判的考虑，人民法院发现新证据后，应当尽量由控辩双方收集相关的证据，即使在必要的情况下直接提取新证据，也应当将相关的证据告知控辩双方，如果案件需要补充开庭，则需要由控辩双方当庭出示相关的证据，并依法对相关的证据进行调查、质证，进而确保审判的公正性。
二、开庭审理后判决前发现新证据的处理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该规定体现了未经质证不得认证原则的内在要求。审判实践中，证据的质证通常是在庭审中进行的，不过对于一些案件，当事人可能在开庭审理后判决前发现了新证据，此种情况下应当如何处理，有待明确。
基于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的划分，对开庭审理后判决前发现的不同类型的新证据，具体的处理程序存在一定的差异。所谓严格证明，是指运用法定证据方法，经过法律规定的证据调查程序（即常规的法庭调查和质证程序）进行的证明。所谓自由证明，是指运用除此以外的方法不受法律规定的约束而进行的证明（例如以查阅卷宗或者电话询问的方式）。一般认为，对于犯罪构成事实和倾向于对被告人从重处罚的量刑事实（其中大部分与犯罪构成事实是重合的）应当适用严格证明，对于那些倾向于对被告人从宽处罚的量刑事实可以适用自由证明。
具体言之，对于开庭审理后判决前发现的影响定罪的新证据，控辩双方通常存在争议，因此应当适用严格证明，即通过补充开庭的方式对该证据进行调查、质证，进而决定是否采用。对于开庭审理后判决前发现的影响量刑的新证据，则需要进一步区分有利于被告人的新证据和不利于被告人的新证据。对于不利于被告人的量刑新证据，在控辩双方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应当适用严格证明；对于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新证据，则可以适用自由证明，即庭外征求控辩双方意见即可，当然，如果控辩双方意见不一致的，也应当通过补充开庭的方式对该证据进行调查、质证。
三、复核审程序中发现新证据的处理
由于复核审不需要开庭审理，因此，如果复核审过程中发现新证据，无法像庭审程序那样通过补充开庭的方式进行质证，实践中需要基于诉讼证明的基本原理对各类新证据作出相应的处理。由于《解释》对高级人民法院复核死缓案件与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过程中发现新证据的处理方式作出了不同的规定，因此下文分别加以分析。
对于高级人民法院复核死刑缓期执行案件，根据《解释》第三百四十九条的规定，复核期间出现新的影响定罪量刑的证据的，可以裁定不予核准，并撤销原判，发回重新审判，或者依照该《解释》第二百二十条的规定审理后依法改判。基于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的区分，对于定罪事实和不利于被告人的量刑事实，需要通过庭审质证的方式来决定是否采用，因此，《解释》第三百四十九条规定所指的后一种处理方式，在实践中主要是指复核审期间出现新的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证据。对于此种情形，高级人民法院在复核审过程中可以针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新证据征求原公诉机关、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各方均没有异议的，可以在审理后依法改判。
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解释》第三百五十条规定，复核期间出现新的影响定罪量刑的事实、证据的，应当裁定不予核准，并撤销原判，发回重新审判。有意见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期间一旦发现新的证据，一律应当裁定不予核准，并撤销原判，发回重新审判。需要重申的是，《解释》该处提到的新证据是指影响定罪量刑的新证据，如果在案证据足以认定案件事实，那么，即使复核期间发现新的证据，因该证据实际上属重复性证据，不影响案件的定罪量刑，故除非案件具备法定的事由，否则不能仅以此为由将案件发回重审。
需要指出的是，人民法院在复核审期间可能会发现定案的证据存在瑕疵，例如关键物证的提取笔录对物证的数量、特征等情况存在记载错误，因此类证据瑕疵影响到定案证据的证据资格，因此需要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对定案证据的补正或者解释，实际上属于起补充作用的新证据，因复核审期间无法通过开庭方式对此类新证据进行质证，因此可以通过征求原公诉机关、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的方式予以处理。如果当事人及相关人员对定案证据的补正或者解释认可的，复核审人民法院可以采信定案证据；如果当事人及相关人员对定案证据的补正或者解释提出有效的异议，即该定案证据实际上无法补正或者解释并不合理，复核审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定案证据存在疑问，依法不能作为定案根据，进而导致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应当依法撤销原判，发回重新审判。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仲裁独立势在必行 法律保障必不可少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张喜亮
自改革开放以来，劳动争议案件大幅度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颁布实施虽然相对减少了劳动争议案件上升的幅度，但是，我国的劳动争议仍然以40%左右的比率上升着。各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频频告急，几乎处于难以应付的境地。近年来，无论是学者、律师、司法工作者，还是劳动争议的当事人，对现行的劳动争议处理，尤其是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发起责难。在承认现行的劳动争议仲裁制度的历史作用的同时，各界都在呼吁改革或废止现行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处理劳动争议的制度，代之以独立的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据悉，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表示，广东拟设置相对独立于行政和司法机关的劳动仲裁专门机构，专司劳动争议案件处理职责。这样的一个构想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探索。
其实，我国现行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邓小平在1978年底党的工作会议上所做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提出，国家和企业的关系、企业和职工的关系以及职工和国家的关系都必须改革纳入法制的轨道，以此吹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随着国营企业的承包、转换经营机制下放自主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减员增效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深化，劳动争议案件就开始出现并大幅度地增加。顺应形势的要求，劳动争议仲裁制度在上世纪80年代建立起来，当时颁布了“国营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暂行规定”。正是这个规定奠定了我国现行劳动争议仲裁制度的基础。这个制度的建立实际上也是参照了建国初期五、六十年代的劳动争议处理历史经验。1993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最终确立和完善了我国劳动争议仲裁的现行制度，199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对劳动争议处理条例规定的劳动争议仲裁程序以国家法律的形势固定下来了。不可否认，这个制度对当时妥善处理劳动争议纠纷，稳定劳动关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个劳动争议仲裁制度，带有强烈的行政色彩。按照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的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由劳动行政部门代表、同级工会代表和用人单位方面的代表组成，劳动行政部门负责人法定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主任，劳动争议仲裁机构设在劳动行政部门。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实际上是一个人不具有法人民事行为能力的机构，劳动行政部门独家办案就成为了必然。按照1993年的劳动争议处理条例之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并不直接处理劳动争议案件，而是实行仲裁员、仲裁庭办案制度；重大案件仲裁委员会还须向人民政府报告。由此可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所谓“三方机制”是被架空的，实际上是很难发挥三方制衡的公正裁决作用的。应当肯定的是，如果政府能够清廉自律的话，这样的仲裁制度也是能够做到公正的。但是，事实上，在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后的某些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执政理念，左右着其很难承担这样的角色，再者，政府作为一个行政机构承担着司法的职能，很显然是有悖于宪法精神的。从我国现行的“行政许可法”的精神中也不难体会到，政府干预或影响劳动争议处理的行为必须适应执政素质和能力的要求而革除。
广东省的大胆创新将是极富意义的尝试，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劳动争议仲裁制度的变革是一件超乎寻常的事，需要有法律的依据和法律的保障。劳动争议仲裁制度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确立的，广东省拟设立一个独立的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从法律的角度看，是否具有充足的依据？再者，这样的机构与现行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是怎样的关系？如果撤销现行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很显然是有悖于现行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及劳动法律精神的。另外，这样独立的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与人民法院的关系又当如何处理呢？这样的独立的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其公信力又从何而来呢？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解决。因此，创新劳动争议仲裁制度还需要有法律或立法的支持。这其实也是法律创新的一个悖论。上位法不进行修改必然就给下位法的创新带来障碍。由此可见，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从记者的报道来看，广东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拟设立的相对独立与行政和司法的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似乎指的是在不废止现在劳动争议仲裁及其它处理制度的同时，另设一个专门性的机构。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创新会为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的改革带来一缕春风，也许会起到启动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创新作用。这样的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可以由当事人自愿选择，当事人可以选择现行的劳动争议仲裁制度解决纠纷，也可以选择独立于现行劳动争议仲裁制度的仲裁机构。劳动争议的处理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处理制度，但是，几乎是所有的国家的劳动争议仲裁都是独立于政府行政机构即不受政府的干预。当然，有的国家也设立了由政府主持的劳动争议处理的程序，但是，这只是当事人的一种选择，或者规定特殊的劳动争议案件须由政府干预强制处理。但是，那种一概而论均由政府控制的机构处理劳动争议的仲裁制度尚不多见。我们国家走向世界，与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接轨，也需要建立起符合国际规则的劳动争议仲裁制度。给劳动争议当事人多一些选择也是符合执政为民提升执政能力的总体要求的。
独立于政府行政或司法机构的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其公信力肯定是要受到实践考验的。这样的机构无论是在人员组成上，还是在办案程序和效率上，都应当是具有全新社会形象；其权威性不是来自权力而是来自公正廉明和高效。广东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的这一设想如果能够得到广东省人民代表会的支持，有省人大的立法程序的保障，必将有利于推动国家《劳动争议处理法》的早日出台。
2004-10-817:20:40
一、庭审程序中发现新证据的处理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的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在一审庭审中，一旦当事人提出此类申请，通常会导致案件延期审理，进而影响审判集中进行，因此，法庭需要对申请的明确性和必要性进行审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二百二十二条就此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应当提供证人的姓名、证据的存放地点，说明拟证明的案件事实，要求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理由。实践中，如果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当事人及相关人员申请调取新证据的主张明确，且确有调取新证据的必要，就应当同意申请，并宣布案件延期审理；否则，如果当事人及相关人员申请调取新证据的主张不明确，或者拟调取的证据对于定罪量刑没有实际影响，就不应当同意申请，并在说明理由后继续审理。需要指出的是，对控辩双方的上述申请进行审查，是人民法院主持庭审的职责要求，不过，基于对被告人辩护权的法律保护，只要被告方提出的申请依法有据，人民法院就应当同意。
实践中，公诉机关可能在提起公诉前就已经收集了特定的证据，但并未在提起公诉时将相关证据移送给人民法院，而是在庭审中才申请出示此类开庭前未移送人民法院的证据。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设立证据展示制度，但为了避免庭审中的证据突袭，确保被告方的辩护权，原则上公诉机关应当依法在提起公诉时将全案证据材料移送给人民法院，确保辩护方通过阅卷等方式及时了解公诉机关的控诉证据，做好诉讼准备工作。如果公诉人当庭申请出示开庭前未移送给人民法院的证据，辩护方提出异议的，根据《解释》第二百二十一条的规定，审判长应当要求公诉人说明理由；理由成立并确有出示必要的，应当准许。例如侦查机关依法通过技术侦查手段获取特定的证据材料后，公诉人基于保密的考虑原本未准备在庭审中使用该证据材料，但因其他证据当庭遭到辩护方的质疑导致证据体系受到削弱，不得已而当庭申请出示上述通过技术侦查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对于此种申请，法庭就应当准许。同时需要强调的是，由于辩护方庭前并不知晓此类证据，因此，辩护方提出需要对公诉人当庭申请出示的此类证据（因该类证据在案件提起公诉前就已经发现，故并非本文所探讨的严格意义上的新证据）作辩护准备的，法庭可以宣布休庭，并确定合理的准备辩护的时间。根据《解释》第二百二十一条的规定，辩护方申请出示开庭前未提交的证据，参照上述做法处理。实践中为了尽量减少上述情况发生，对于召开庭前会议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督促控辩双方充分开展诉讼准备工作，避免因提出新证据而导致庭审中断。
此外，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的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合议庭对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核实证据时，如果发现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新证据，根据《解释》第六十六条的规定，应当告知检察人员、辩护人、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必要时，也可以直接提取，并及时通知检察人员、辩护人、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查阅、摘抄、复制。《解释》的上述规定有助于确保准确查明案件事实，但基于客观中立裁判的考虑，人民法院发现新证据后，应当尽量由控辩双方收集相关的证据，即使在必要的情况下直接提取新证据，也应当将相关的证据告知控辩双方，如果案件需要补充开庭，则需要由控辩双方当庭出示相关的证据，并依法对相关的证据进行调查、质证，进而确保审判的公正性。
二、开庭审理后判决前发现新证据的处理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该规定体现了未经质证不得认证原则的内在要求。审判实践中，证据的质证通常是在庭审中进行的，不过对于一些案件，当事人可能在开庭审理后判决前发现了新证据，此种情况下应当如何处理，有待明确。
基于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的划分，对开庭审理后判决前发现的不同类型的新证据，具体的处理程序存在一定的差异。所谓严格证明，是指运用法定证据方法，经过法律规定的证据调查程序（即常规的法庭调查和质证程序）进行的证明。所谓自由证明，是指运用除此以外的方法不受法律规定的约束而进行的证明（例如以查阅卷宗或者电话询问的方式）。一般认为，对于犯罪构成事实和倾向于对被告人从重处罚的量刑事实（其中大部分与犯罪构成事实是重合的）应当适用严格证明，对于那些倾向于对被告人从宽处罚的量刑事实可以适用自由证明。
具体言之，对于开庭审理后判决前发现的影响定罪的新证据，控辩双方通常存在争议，因此应当适用严格证明，即通过补充开庭的方式对该证据进行调查、质证，进而决定是否采用。对于开庭审理后判决前发现的影响量刑的新证据，则需要进一步区分有利于被告人的新证据和不利于被告人的新证据。对于不利于被告人的量刑新证据，在控辩双方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应当适用严格证明；对于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新证据，则可以适用自由证明，即庭外征求控辩双方意见即可，当然，如果控辩双方意见不一致的，也应当通过补充开庭的方式对该证据进行调查、质证。
三、复核审程序中发现新证据的处理
由于复核审不需要开庭审理，因此，如果复核审过程中发现新证据，无法像庭审程序那样通过补充开庭的方式进行质证，实践中需要基于诉讼证明的基本原理对各类新证据作出相应的处理。由于《解释》对高级人民法院复核死缓案件与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过程中发现新证据的处理方式作出了不同的规定，因此下文分别加以分析。
对于高级人民法院复核死刑缓期执行案件，根据《解释》第三百四十九条的规定，复核期间出现新的影响定罪量刑的证据的，可以裁定不予核准，并撤销原判，发回重新审判，或者依照该《解释》第二百二十条的规定审理后依法改判。基于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的区分，对于定罪事实和不利于被告人的量刑事实，需要通过庭审质证的方式来决定是否采用，因此，《解释》第三百四十九条规定所指的后一种处理方式，在实践中主要是指复核审期间出现新的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证据。对于此种情形，高级人民法院在复核审过程中可以针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新证据征求原公诉机关、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各方均没有异议的，可以在审理后依法改判。
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解释》第三百五十条规定，复核期间出现新的影响定罪量刑的事实、证据的，应当裁定不予核准，并撤销原判，发回重新审判。有意见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期间一旦发现新的证据，一律应当裁定不予核准，并撤销原判，发回重新审判。需要重申的是，《解释》该处提到的新证据是指影响定罪量刑的新证据，如果在案证据足以认定案件事实，那么，即使复核期间发现新的证据，因该证据实际上属重复性证据，不影响案件的定罪量刑，故除非案件具备法定的事由，否则不能仅以此为由将案件发回重审。
需要指出的是，人民法院在复核审期间可能会发现定案的证据存在瑕疵，例如关键物证的提取笔录对物证的数量、特征等情况存在记载错误，因此类证据瑕疵影响到定案证据的证据资格，因此需要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对定案证据的补正或者解释，实际上属于起补充作用的新证据，因复核审期间无法通过开庭方式对此类新证据进行质证，因此可以通过征求原公诉机关、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的方式予以处理。如果当事人及相关人员对定案证据的补正或者解释认可的，复核审人民法院可以采信定案证据；如果当事人及相关人员对定案证据的补正或者解释提出有效的异议，即该定案证据实际上无法补正或者解释并不合理，复核审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定案证据存在疑问，依法不能作为定案根据，进而导致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应当依法撤销原判，发回重新审判。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仲裁独立势在必行 法律保障必不可少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张喜亮
自改革开放以来，劳动争议案件大幅度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颁布实施虽然相对减少了劳动争议案件上升的幅度，但是，我国的劳动争议仍然以40%左右的比率上升着。各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频频告急，几乎处于难以应付的境地。近年来，无论是学者、律师、司法工作者，还是劳动争议的当事人，对现行的劳动争议处理，尤其是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发起责难。在承认现行的劳动争议仲裁制度的历史作用的同时，各界都在呼吁改革或废止现行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处理劳动争议的制度，代之以独立的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据悉，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表示，广东拟设置相对独立于行政和司法机关的劳动仲裁专门机构，专司劳动争议案件处理职责。这样的一个构想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探索。
其实，我国现行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邓小平在1978年底党的工作会议上所做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提出，国家和企业的关系、企业和职工的关系以及职工和国家的关系都必须改革纳入法制的轨道，以此吹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随着国营企业的承包、转换经营机制下放自主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减员增效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深化，劳动争议案件就开始出现并大幅度地增加。顺应形势的要求，劳动争议仲裁制度在上世纪80年代建立起来，当时颁布了“国营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暂行规定”。正是这个规定奠定了我国现行劳动争议仲裁制度的基础。这个制度的建立实际上也是参照了建国初期五、六十年代的劳动争议处理历史经验。1993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最终确立和完善了我国劳动争议仲裁的现行制度，199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对劳动争议处理条例规定的劳动争议仲裁程序以国家法律的形势固定下来了。不可否认，这个制度对当时妥善处理劳动争议纠纷，稳定劳动关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个劳动争议仲裁制度，带有强烈的行政色彩。按照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的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由劳动行政部门代表、同级工会代表和用人单位方面的代表组成，劳动行政部门负责人法定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主任，劳动争议仲裁机构设在劳动行政部门。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实际上是一个人不具有法人民事行为能力的机构，劳动行政部门独家办案就成为了必然。按照1993年的劳动争议处理条例之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并不直接处理劳动争议案件，而是实行仲裁员、仲裁庭办案制度；重大案件仲裁委员会还须向人民政府报告。由此可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所谓“三方机制”是被架空的，实际上是很难发挥三方制衡的公正裁决作用的。应当肯定的是，如果政府能够清廉自律的话，这样的仲裁制度也是能够做到公正的。但是，事实上，在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后的某些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执政理念，左右着其很难承担这样的角色，再者，政府作为一个行政机构承担着司法的职能，很显然是有悖于宪法精神的。从我国现行的“行政许可法”的精神中也不难体会到，政府干预或影响劳动争议处理的行为必须适应执政素质和能力的要求而革除。
广东省的大胆创新将是极富意义的尝试，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劳动争议仲裁制度的变革是一件超乎寻常的事，需要有法律的依据和法律的保障。劳动争议仲裁制度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确立的，广东省拟设立一个独立的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从法律的角度看，是否具有充足的依据？再者，这样的机构与现行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是怎样的关系？如果撤销现行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很显然是有悖于现行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及劳动法律精神的。另外，这样独立的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与人民法院的关系又当如何处理呢？这样的独立的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其公信力又从何而来呢？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解决。因此，创新劳动争议仲裁制度还需要有法律或立法的支持。这其实也是法律创新的一个悖论。上位法不进行修改必然就给下位法的创新带来障碍。由此可见，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从记者的报道来看，广东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拟设立的相对独立与行政和司法的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似乎指的是在不废止现在劳动争议仲裁及其它处理制度的同时，另设一个专门性的机构。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创新会为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的改革带来一缕春风，也许会起到启动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创新作用。这样的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可以由当事人自愿选择，当事人可以选择现行的劳动争议仲裁制度解决纠纷，也可以选择独立于现行劳动争议仲裁制度的仲裁机构。劳动争议的处理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处理制度，但是，几乎是所有的国家的劳动争议仲裁都是独立于政府行政机构即不受政府的干预。当然，有的国家也设立了由政府主持的劳动争议处理的程序，但是，这只是当事人的一种选择，或者规定特殊的劳动争议案件须由政府干预强制处理。但是，那种一概而论均由政府控制的机构处理劳动争议的仲裁制度尚不多见。我们国家走向世界，与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接轨，也需要建立起符合国际规则的劳动争议仲裁制度。给劳动争议当事人多一些选择也是符合执政为民提升执政能力的总体要求的。
独立于政府行政或司法机构的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其公信力肯定是要受到实践考验的。这样的机构无论是在人员组成上，还是在办案程序和效率上，都应当是具有全新社会形象；其权威性不是来自权力而是来自公正廉明和高效。广东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的这一设想如果能够得到广东省人民代表会的支持，有省人大的立法程序的保障，必将有利于推动国家《劳动争议处理法》的早日出台。
2004-10-817:20: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