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申报工作的若干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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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0年10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对村委会组织法的修订，颁布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以前相比，现行法律有着几个方面的重要修缮：一是完善了村民委员会的选举制度；二是对村民小组的自治活动给予了空前重视，三是加强了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针对村民自治实践中的问题所进行的以上重要修缮和增补，将推动着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村民自治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实践价值

为了在实践的基础上完善村民自治制度，2010年10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对村委会组织法的修订，颁布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新修法律》）。和199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1998年法律.）相比，显得更加具体、严密、系统和完整。国内已有学者注意到《新修法律》所取得的一些进步，但笔者认为文件中几项重要的修缮将对下一步的村民自治产生实质性的推动作用。

一、完善了村民委员会的选举制度 　
（一）直接规定了村委会成员候选人的资格条件。 　　
依据现行法律制度，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治的权力重心，法律赋予了村委会各项重要的职责，村庄治理成效如何，关键就在于村委会成员的品质和能力，但以往村民委员会候选人选举中，由于法律上没有对村委会候选人做出具体的资格标准，从而导致村民提名候选人时缺乏清晰的标准，有的甚至失去原则。于是选举中有的地方村庄出现家族垄断、有的地方出现收买选票。即使没有以上严重问题的村庄，村民们也往往是凭感觉推选候选人，模糊的认为是“好人”就行。而实际上“好人”的概念包含着很多方面的内容，而且，可能在不同的村民眼里“好人”的标准并不相同。有的会指向为人厚道，有的会指向办事公道，有的会指向遵纪守法。《新修法律》第十五条明确规定了村委会成员候选人的资格条件：“村民提名候选人，应当从全体村民利益出发，推荐奉公守法、品行良好、公道正派、热心公益、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的村民为候选人。”尽管这仅是一种原则要求，但它毕竟清晰的把村民委员会成员候选人的资格条件全面化、具体化了，毕竟为村民委员会候选人的资格条件筑起了一道底线。 　
（二）增加了村民委员会候选人竞选程序 　　
候选人在选举前进行种种活动争取当选是选举的本质特征。既然是选举，就必须有竞争。村民委员会的选举也本应建立竞争制度，经过竞争程序。《新修法律》第十五条规定：“村民选举委员会应当组织候选人与村民见面，由候选人介绍履行职责的设想，回答村民提出的问题”。这是完善村民委员会选举程序的一个重要步骤。《1998年法律》只规定差额选举，没有规定硬性的竞选程序，结果在以往的实践中出现了候选人之间的无序竞争，甚至恶性竞争，通常是采取贿选手段。贿选现象的出现固然是由候选人的政治投机所决定，但同时也和法律制度上缺少竞争平台和竞争规范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给予候选人竞选的机会和平台，那么，候选人就不需要再挨家挨户的去串户拉票，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避免双边交易，同时，如果给予候选人竞选的机会和平台，那也就可以把挨家挨户的走访视为贿选违规行为。正是因为以往的法律中没有设置候选人竞选程序，所以，潜在着贿选可能的挨家挨户拉票行为也无法界定其为非法行为予以打击。由此可言，新修法律增加村民委员会候选人竞选程序，变暗箱操作为公开竞争，将对避免贿选等无序竞争和恶性竞争产生一定积极影响。 　　
二、对村民小组的自治活动给予了空前重视 　　
在我国的农村组织结构中，由人民公社时代的生产队演变而来的村民小组是最基本的社会组织，也是农村最微小的社会利益共同体，农村土地等资源的占有和分配都在村民小组内进行，因此，村民小组的自治应该说处于村民自治的基础地位，必须予以高度重视。但是，在以往的法律制定时，忽略了村民小组的治理规范。《1998年法律》关于村民小组仅指出“村民委员会可以按照村民居住状况分设若干村民小组，小组长由村民会议推选”，基本上没有涉及村民小组会议的权力，再加上有些村庄村民小组长的职位来自于村委会的任命，结果导致一些地方村民小组长擅自处理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资源，截留土地赔偿款，引起村民的极大不满，甚至导致矛盾的激化。而新修法律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高度重视了村民小组的民主自治，初步明确了村民小组会议的规范和权力。 　　
（一）硬性规定了村民会议的法定人数要求 　　
《新修法律》第二十八条规定：“召开村民小组会议，应当有本村民小组十八周岁以上的村民三分之二以上，或者本村民小组三分之二以上的户的代表参加，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同意。”该条法律包含两层意义：一是对参加村民小组会议人数的硬性规定。二是对通过决定人数的硬性规定，其本质是赋予了村民小组会议决策权力，这就也包含了村民小组民主决策的意义。从而在法律上避免村民小组长不重视民意擅自专权现象的重新出现。 　
（二）增加了村民小组会议的决策内容 　　
新修法律在赋予村民小组会议决策机构的同时，又明确了村民小组会议的决策内容。《新修法律》第二十八条规定：“属于村民小组的集体所有的土地、企业和其他财产的经营管理以及公益事项的办理，由村民小组会议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讨论决定，所作决定及实施情况应当及时向本村民小组的村民公布。”这就从法律上圈定了村民小组会议讨论决定的内容范围，为村民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提供了法律依据。
三、加强了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 　　
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是村民自治的重要构成内容。和原来的法律相比，新修法律空前重视对村委会工作的民主监督活动，专门增加了“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一章，并在法律条文上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缮和增补，其中意义较大的是增设村务监督机构、由村务监督机构主持对村委会成员的民主评议，以及增加村委会成员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制度。
　（一）增设了村务监督机构 　　
众所周知，村民自治四项民主权力是一个有机整体，实践中正是由于村民委员会选举后行政过程中的村民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不到位，才给村民委会成员以权谋私提供了机会，也才使政治投机者带着未来的寻租预期，采取贿选手段达到当选的目的。实践的不足自然来自于法律制度的漏洞。原来的法律没有村务监督机构的设计，但后来在各地村民自治的实践中，人民群众创新了各种称谓和形式的村务监督机构。村民监督机构的创新行为得到了中央高层的及时支持，中办发[2004]17号文件《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要求各地农村普遍设立村务公开监督小组和民主理财小组。2004年以来，全国已有1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相关县（市、区）相继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或村民监督委员会等村务监督机构。于是新修法律在吸取地方立法、中央政策和各地实践经验基础上，完善了村务监督方面的内容，规定建立村务监督机构，并赋予村务监督机构相宜的监督职责。《新修法律》第三十二条规定“村应当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或者其他形式的村务监督机构，负责村民民主理财，监督村务公开等制度的落实，其成员由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在村民中推选产生，其中应有具备财会、管理知识的人员。村民委员会成员及其近亲属不得担任村务监督机构成员。村务监督机构成员向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负责，可以列席村民委员会会议。”虽然该条律文还不尽细密，但毕竟已经把建立村民监督机构作为明确的要求提出来了，其中所规定的回避原则和村务监督成员的村民身份，标志着村务监督委员会作为独立于村委会之外的一个常设权力机构初步创生，这将是村民自治走向科学理性分权制衡的良好开端。 　　
（二）明确村务监督机构主持对村委会成员的民主评议 　　
通过村民民主评议村民委员会成员的工作对其进行民主监督是《1998年法律》已经做出的制度安排，该法第十八条规定“村民会议每年审议村民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并评议村民委员会成员的工作。”但是，由于不合适宜地把召开村民会议的主持权交给了村民委员会，于是，在很多地方村民委员会就不去召开村民民主评议会议，致使村民评议的法律条文空置于文本之上。针对这一漏洞，《新修法律》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民主评议每年至少进行一次，由村务监督机构主持”。该项规定将民主评议的主持权交给村务监督机构，无疑在一定程度上理顺了监督权力运转机制，扭转了村民民主监督的主体被动地位，而且，意义更深刻地是权力结构的重组所包含的科学性将起到良好的涟漪效应——从村务监督机构主持民主评议到召集一切村民会议，直至召集村民会议通过不信任决议，罢免不称职的村民委员会。这是令人欣喜的重要修缮！ 　
（三）增加了村委会成员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制度 　　
原法以及根据原法制定的省级村委会组织法实施办法，都没有规定村委会成员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制度。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要求“村干部任期届满或离任时必须审计”。新法规定：村委会成员实行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第一，规定审计的事项包括本村财务收支情况，本村债权债务情况，政府拨付和接受社会捐赠的资金、物质管理使用情况，本村生产经营和建设项目的发包管理以及公益事业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情况，本村资金管理使用以及本村集体资产、资源的承包、租赁、担保、出让情况，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情况，本村五分之一以上的村民要求审计的其他事项。第二，规定审计工作由县级政府农业部门、财政部门或者乡级政府负责组织。第三，规定审计结果应当公布，其中离任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应当在下一届村委会选举之前公布。透视该条律文，可以看出其内在的本质是政府介入村民自治过程监督村民委员会维护村民利益的一项重要的制度设计，是在民主制度不尽完善背景下政府对村民行使民主权利的一种有效援助。这项制度设计将在未来的实践中，对村民委员会可能出现的权力寻租起到有力的遏制作用，意义十分巨大。 　　
总之，现行的村委会组织法和原来的相比，表现出若干方面的完善。针对村民自治实践中的问题所进行的修缮和增补，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

法官不遵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案件“审理期限”怎么办？

（优仕联律师事务所 王政 律师）


虽不比“赤日炎炎似火烧”、“农夫心内如汤煮”的滋味，但作为律师，我们常常和案件当事人一样，面临着等待法院判决结果及早作出的焦急心态。这不，本人正代理的一起李某与某大公司有关承包合同纠纷的案件自第一次开庭到现在已经有八个月时间过去了，还不见任何结果。而且，本案是一起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标的额不足五万元、案情极为简单的案件。

对当事人而言，这种超长期的等待可能还是首次，而对我们律师而言，则必须要学会习惯这种等待。比如，昨天本人刚收到另一起在北京市某法院审理的普通合同纠纷上诉案的判决，该案从立案到判决书下发让当事人足足等了十一个月时间。其实在司法实践中，这种超法定“审理期限”作出判决的案子实在是不胜枚举，似乎根本就不值得大惊小怪。

难道《民事诉讼法》对案件的“审理期限”规定不够具体明确吗？《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六个月；还需要延长的，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批准” 。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对判决的上诉案件，应当在第二审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２２日　法发〔１９９４〕２９号）第２０项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必须严格执行民事诉讼法关于审限的规定。在法定审限内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审结的案件，本院院长应当责令审判人员或者由上级人民法院责令下级人民法院在一个月内审结”。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案件的“审理期限”如此规定，我们能说规定的不够具体明确吗？恐怕是不能吧。

无独有偶，前段时间读报，看到报上登载河南省某地区邮政系统部分职工因与单位产生劳动纠纷，历时四年多时间，经一审、二审和再审程序后终于打嬴了官司却无法执行判决的事。打一场官司需要四年多的时间，这些职工们自然体味到了“马拉松式”诉讼程序的各种辛酸滋味。不过，我想，任何一起诉讼如果法院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审理期限”办案，恐怕怎么也用不了四年多的时间吧。

看来，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这种判案严重超审限的状况，的确是讨得不少人的欢心，因为它会击垮试图通过诉讼来实现自己权益的当事人的意志。抛开裁判不公的因素不说，恐怕这种因超审限所带来诉讼期间的加倍漫长，才造成不少当事人宁愿蒙受冤曲也不愿去提起诉讼的事实。

其实，大部分久拖不决的案子还不能说不符合目前法律的规定。我们不少法官在利用法律规定“合法”延期审理案件上也是很有一套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70项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审理期限不得延长。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情复杂，需要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可以转为普通程序，由合议庭进行审理，并及时通知双方当事人。审理期限从立案的次日起计算”。于是，本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可以因案情复杂堂而皇之转为普通程序审理，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可以变成重大疑难或特殊案件延期审理。既然法律或司法解释都这样规定，法官们按照它的要求去做总还不能算是违法吧。况且，对“案情复杂”或“特殊情况”的理解也是因人而异的，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出现意外、使案件变得复杂的情况总还是常有的。

不过，对我们上面所提到的几起案子恐怕即便是按照上面法律或司法解释规定的变通方式去做，也还是超过案件审理期限的。对此，当事人又该怎么办呢？当我们向法官催问其中的缘由时，法官却告诉我们说：现在积压的案件实在太多，我们的办案人员又少，工作确实是忙不过来，所以只能超期。如果真如法官所言，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案件审理期限的意义也就大打折扣了；对久拖不决、超法律规定期限审理案件的法官们我们也就不好说制裁了。但是我们总不能听任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吧！

如果不是借口，对解决法官们工作忙、任务重的问题，本人倒是有一个“好主意”，希望法院领导们能够给予重视。法官们不是因工作任务重而不能按期结案吗？那法院领导就应当想办法把法官们从书写判决、裁定等法律文书之类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让他们集中精力分析案情，及早拿出判决的结果和依据，把这些书写判决、裁定等法律文书之类的“小活”外包一部分给那些闲着没事却又够不上法官资格的闲人们。我们中国目前不是劳动力过剩吗？现在学法律的也早已不是什么稀缺人才了，而且可以说有点“人才泛滥”。据本人了解情况，我们律师队伍中也有很多整天闲着没事干，为生计而发愁的人，本人似乎就算一个。如果法院把这些“小活”包给我们，我们会保证尽心竭力非常出色的完成法官们交办的任务。如此以来，不仅可以减轻法官们的负担，而且解决了不少人的生计问题，更重要的是可以解决法官们因工作任务重可以超法律规定期限审理案件的麻烦了，让当事人也少些等待、多得点实惠。量我中华之物力，如此一举多得之事，估计让国家财政承担点“发包费”也算不了什么。


2005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