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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深圳市人大常委会


深圳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四号）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条例

文号：第四号
　　《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条例》经深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于2010年1月19日通过，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10年3月31日批准，现予公布，自2010年7月1日起施行。

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二〇一〇年六月八日

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条例

（2010年1月19日深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2010年3月31日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完善住房保障制度，改善住房困难群体居住条件，促进社会和谐和经济健康稳定发展，提高城市竞争力，根据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住房保障遵循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分层次适度保障和循序渐进的原则。

　　第三条 住房保障采取出租、出售保障性住房以及货币补贴等方式。

　　本条例所称保障性住房，是指政府投资建设或者通过其他途径筹集的，以限定的标准和价格，向符合条件的住房困难家庭和单身居民出租或者出售的住房，包括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等多种形式。

　　第四条 住房保障以具有本市户籍的住房困难家庭和单身居民为基本保障对象，以出租、出售保障性住房或者货币补贴等方式予以保障。其中对具有本市户籍的属社会救助对象的住房困难家庭，以提供廉租住房或者货币补贴的方式予以保障。

　　对本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各类专业人才以及在本市连续缴纳社会保险费达到一定年限的非本市户籍常住人员，市政府可以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财政承受能力，合理设定条件，逐步纳入住房保障范围。具体办法由市政府另行制定。

　　第五条 市政府应当积极采取措施，创新机制，加强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和供给，提高住房保障率。

　　市政府房屋委员会（以下简称市房委会）负责本市住房保障重大事项的审议、协调、指导和决策。

　　市政府住房和建设部门（以下简称市主管部门）负责本市住房保障的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并可以依法委托相关事业组织具体实施。

　　发展和改革、人居环境、财政、规划和国土、公安、监察、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市场监管、税务、统计等相关部门，有关金融机构和金融业监督管理机构在各自职权范围内负责住房保障相关工作。

　　各区政府住房保障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区主管部门）以及相关部门、街道办事处，应当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做好辖区的住房保障工作。

第二章 规划和计划

　　第六条 市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各区政府以及市发展和改革、人居环境、财政、规划和国土、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相关产业主管部门等，编制住房保障规划，按规定经批准后公布实施。

　　住房保障规划应当包括住房保障的目标、总体要求、保障性住房筹集和供应、土地和资金安排以及规划实施措施和工作机制等内容。

　　第七条 建立住房保障土地储备制度。相关部门在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住房建设规划、法定图则以及土地利用年度计划、近期建设规划年度实施计划时，应当按照一定比例优先单独列出保障性住房项目用地指标，明确具体地块和空间布局，并征求市主管部门意见。

　　列入住房保障土地储备的用地，非经法定程序不得改变用地功能。

　　第八条 市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各区政府以及市发展和改革、人居环境、财政、规划和国土、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相关产业主管部门等，根据住房保障规划，编制住房保障年度计划，按规定经批准后公布实施。

　　住房保障年度计划应当明确计划年度内保障性住房的土地供应和资金使用安排、保障性住房的来源、提供保障性住房的数量和区域分布、货币补贴的总额、保障对象的范围等内容，计划要点应当纳入本年度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第九条 相关部门在编制与保障性住房有关的规划、计划时，应当综合考虑交通、生活配套设施等因素，采取保障性住房集中建设或者与商品房搭配建设相结合的方式合理布局。

　　保障性住房与商品房搭配建设的，规划和国土部门应当会同市主管部门，在土地出让合同中，明确保障性住房的产权归属、销售对象、销售方式、管理模式等内容。

　　第十条 在城市更新改造过程中，市政府应当根据住房保障规划、计划，结合更新改造项目的具体情况，规定搭配建设一定比例的保障性住房。具体办法由市政府另行制定。

第三章 资金和住房来源

　　第十一条 住房保障资金来源包括：

　　（一）市、区政府财政预算安排的资金；

　　（二）土地出让净收益中按照每年不低于百分之十的比例安排的资金；

　　（三）政府出售或者出租保障性住房及其配套设施所得的收益；

　　（四）社会捐赠的资金；

　　（五）依法从市住房公积金及其他途径筹集的资金。

　　住房保障资金统一纳入财政专户管理，专项用于保障性住房的开发建设、筹集、管理以及发放货币补贴等。

　　第十二条 保障性住房来源包括：

　　（一）政府投资建设的住房；

　　（二）政府购买、租赁的住房；

　　（三）政府依法收回、征收、没收的住房；

　　（四）企业或者其他组织按照与政府约定建设的住房；

　　（五）搭配建设的住房；

　　（六）社会捐赠的住房；

　　（七）其他途径筹集的住房。

　　存在重大质量问题和安全隐患的住房，不得用作保障性住房。

　　第十三条 政府投资建设的保障性住房，由发展和改革部门依照经批准的住房保障年度计划和政府投资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统一立项，规划部门按期选址，市、区主管部门组织政府投资项目建设机构建设或者通过项目法人招标的方式建设。

　　政府投资建设和购买的保障性住房以及依法收回、征收、没收用于住房保障的住房，归政府所有，由市主管部门统一管理和分配。

　　第十四条 市主管部门应当根据住房保障的实际需要，合理确定保障性住房项目的套型结构和建筑面积。

　　市主管部门应当会同规划和国土部门依照国家有关标准及技术规范，制定保障性住房的建筑面积、户型、布局、室内外配套设施、装修等相关技术规范。

　　第十五条 建设保障性住房应当符合循环经济的要求，符合安全、环保和节能标准，符合勘察、设计、施工的技术规范。

　　市、区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依法对保障性住房的工程质量、安全及造价等工程建设活动进行监督管理。建设单位依法对其建设的保障性住房项目的质量承担责任。

　　第十六条 新建保障性住房交付使用前，建设单位应当按照环保节能、经济适用的原则完成室内装修；其他方式筹集的保障性住房出租和出售前，主管部门应当对房屋状况进行检查，必要时应当予以修缮。

　　经过室内装修或者修缮的保障性住房，应当具备满足基本居住要求的条件。

第四章 价格确定

　　第十七条 保障性住房的租金和销售价格由市发展和改革部门会同市主管部门拟定，经市房委会审定并报市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

　　市发展和改革部门应当会同市主管部门，根据本市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物价变动情况和住房保障水平对保障性住房的租金和销售价格适时进行调整，经市房委会审定并报市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

　　第十八条 保障性住房的租金，应当与住房困难群体的经济承受能力相适应，在适当考虑建设成本、公共配套设施、房屋折旧等因素的基础上，按照同期同区域同类型普通商品住房市场指导租金标准的一定比例下浮确定。保障性住房的租金应当根据住房困难群体的收入水平分层次确定。

　　保障性住房在本市规定的配售面积内的销售价格，应当综合考虑社会平均建设成本、区位因素、规定的利润以及住房困难群体的经济承受能力等因素确定。保障性住房的销售价格应当低于同期同区域同类型普通商品住房市场均价并保持合理差价。

　　第十九条 保障性住房的具体租金和销售价格的确定，还应当考虑楼层、朝向等因素。

　　楼层、朝向等修正系数由市主管部门会同市发展和改革部门制定，报市房委会批准后公布执行。

　　保障性住房实际面积超过本市规定的配售面积的，超出部分的销售价格参照同期同区域同类型普通商品住房的市场价格水平确定。

第五章 申请条件

　　第二十条 每一住房困难家庭或者单身居民只能申请购买或者租赁一套保障性住房，或者选择申请货币补贴。

　　已婚居民应当以家庭为单位申请住房保障。

　　第二十一条 住房困难家庭或者单身居民申请租赁保障性住房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家庭申请的，家庭成员中至少一人具有本市户籍；单身居民申请的，应当具有本市户籍；

　　（二）家庭人均年收入或者单身居民年收入在申请受理日之前连续两年均不超过本市规定的租赁保障性住房的收入线标准；

　　（三）家庭财产总额或者单身居民个人财产总额不超过本市规定的租赁保障性住房的财产限额；

　　（四）家庭成员或者单身居民在本市无任何形式的住宅建设用地或者自有住房；

　　（五）家庭成员或者单身居民提出申请时未在本市和国内其他地区享受住房保障；

　　（六）市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

　　申请廉租住房的，除具备上述（一）、（三）、（四）、（五）、（六）条件之外，还需提供市民政主管部门出具的有效证明文件。

　　本条例所称自有住房，包括已经合法登记的住房和虽未登记但有家庭成员或者单身居民以所有人或者共有人的名义拥有的住房。

　　本条例所称家庭成员，是指具有法定赡养、抚养或者扶养关系并共同生活的人员。

　　第二十二条 住房困难家庭或者单身居民申请购买保障性住房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家庭申请的，其全部家庭成员应当具有本市户籍。家庭成员的户籍因就学、服兵役迁出本市的，在就学、服兵役期间视为具有本市户籍；单身居民申请的，应当具有本市户籍；

　　（二）家庭人均年收入或者单身居民年收入在申请受理日之前连续两年均不超过本市规定的购买保障性住房的收入线标准；

　　（三）家庭财产总额或者单身居民个人财产总额不超过本市规定的购买保障性住房的财产限额；

　　（四）家庭成员或者单身居民在本市和国内其他地区无任何形式的住宅建设用地或者自有住房；

　　（五）家庭成员或者单身居民在申请受理日之前三年内未在本市和国内其他地区转让过住宅建设用地或者自有住房；

　　（六）家庭成员或者单身居民未在本市和国内其他地区购买过具有保障性质或者其他政策优惠性质的住房，但作为家庭成员的子女在单独组成家庭或者达到规定的年龄条件后申请购买保障性住房的除外；

　　（七）市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

　　单身居民申请购买保障性住房的，其年龄条件和面积标准由市政府另行制定。

　　第二十三条 未租赁保障性住房且符合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条件的住房困难家庭或者单身居民，可以申请货币补贴。

　　自有住房面积低于本市规定的住房保障面积标准，且符合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除第（四）项规定以外条件的家庭或者单身居民，可以申请货币补贴。

　　货币补贴按月发放，补贴金额按照户籍人口数计算。

　　第二十四条 租赁保障性住房的住房困难家庭或者单身居民，因经济原因缴纳租金确有困难的，可以申请缓缴、减缴或者免缴租金。

　　申请缓缴、减缴或者免缴保障性住房租金的具体办法，由市政府另行制定。

　　第二十五条 本章规定的收入线标准、财产限额、住房保障面积标准和货币补贴标准，由市主管部门会同人居环境、财政、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统计等相关部门，每年根据本市居民收入水平、家庭财产状况、住房状况以及政府财政承受能力、住房市场发展状况等因素划定，报市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

　　本章申请条件中收入和财产的构成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确定。

第六章 准 入

　　第二十六条 住房保障实行申请、审核、公示、轮候制度。

　　第二十七条 申请住房保障的家庭或者单身居民，应当按规定提出书面申请并申报有关材料。

　　家庭申请的，应当确定一名成年家庭成员为申请人，其他家庭成员应当为共同申请人；单身居民申请的，该单身居民为申请人。

　　第二十八条 住房保障申请应当载明下列内容：

　　（一）申请人、共同申请人；

　　（二）住房保障方式；

　　（三）保障性住房的处所；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第二十九条 申请人应当如实申报下列事项，并提供相应的书面证明材料：

　　（一）家庭成员及其户籍状况；

　　（二）收入状况；

　　（三）住房和其他财产状况；

　　（四）其他需要申报的事项。

　　第三十条 住房保障申请的受理方式包括日常受理、集中受理。

　　市主管部门应当公告住房保障申请和申报材料的具体内容及其形式要求。

　　市主管部门决定在一定时间内集中受理的，应当至少提前三十日公开发布受理申请的通告，受理时间每次不少于十五个工作日。

　　第三十一条 住房保障申请由申请人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区主管部门或者街道办事处受理。

　　住房保障申请和申报材料齐全且形式符合要求的，应当予以受理。申请和申报材料不齐全或者形式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提交全部补正申请和申报材料的，应当予以受理。

　　第三十二条 街道办事处受理后应当将受理材料报区主管部门审查。

　　区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或者受理住房保障申请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会同区民政、社会保障、工商、公安、税务等部门以及街道办事处，对申请人的申请和申报材料以及户籍、收入、财产和住房状况等进行审查。

　　审查可以采取查档取证、邻里访问、入户调查等方式。申请人及有关单位、组织和个人应当积极配合，如实提供有关情况。

　　第三十三条 经审查合格的，由区主管部门予以公示，公示期不少于十五日。在公示期内，对公示内容有异议的，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区主管部门对异议应当予以核实，并公布核实结果。

　　拒不配合审查、经审查不合格的或者因公示期内有异议经核实异议成立的，由区主管部门驳回其申请，并书面说明理由。

　　申请人对区主管部门驳回申请的决定不服的，可以向市主管部门申请复核。

　　第三十四条 区主管部门应当将审查合格的住房保障申请及有关申报材料一并报市主管部门，由市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进行审核。

　　公安、规划和国土、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市场监管、税务等部门以及有关金融机构、金融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予以协助。

　　第三十五条 经审核符合条件的，由市主管部门予以公示，公示期不少于十五日。在公示期内，对公示内容有异议的，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市主管部门对异议应当予以核实，并公布核实结果。

　　经审核不符合条件的，或者因公示期内有异议经核实异议成立的，由市主管部门驳回其申请，并书面说明理由。

　　第三十六条 市主管部门应当建立住房保障轮候册，将经公示无异议或者有异议但经核实异议不成立的申请人，按照轮候规则列入轮候册进行轮候。轮候信息应当公开。

　　行动不便的残疾人，享有优先选择出入方便住房的权利。

　　轮候规则由市主管部门制定，报市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三十七条 在轮候期间，家庭成员及其户籍、收入、财产和住房等情况发生变动的，申请人应当主动及时申报。

　　轮候超过一定期限的，申请人应当重新申报第二十九条规定的事项，主管部门按照本条例规定予以审核。

　　因有关情况发生变动不再符合规定条件的，市主管部门应当取消申请人的轮候资格。

　　本条第二款规定的期限由轮候规则确定。

　　第三十八条 轮候到位的申请人可以在主管部门提供的住房或者货币补贴范围内，自行选定具体的住房或者货币补贴。轮候到位的申请人放弃权利的，按规定重新轮候，轮候在后的申请人依次递补。

　　第三十九条 申请人应当在规定时间内，与主管部门签订保障性住房租赁、买卖合同或者货币补贴协议。

　　保障性住房租赁、买卖合同应当由申请人、共同申请人签名；货币补贴协议应当由申请人和具有本市户籍的共同申请人签名。

　　申请人、共同申请人逾期未签或者明确表示拒签合同或者协议的，视为放弃其该年度取得住房保障的权利。再行申请的，应当重新进行轮候。

　　第四十条 享受住房保障的家庭或者单身居民，经市主管部门审核符合规定条件的，可以申请变更住房保障方式。

　　申请变更保障方式的家庭或者单身居民原享受的住房保障，自变更后的合同或者协议生效时起终止。

第七章 退 出

　　第四十一条 购买的保障性住房在取得完全产权前不得转让、出租、抵押，但为购买本套保障性住房而向银行设定的抵押除外。

　　规定年限届满后，购买保障性住房的家庭或者单身居民申请取得完全产权的，应当缴纳土地收益并按照市政府确定的标准缴纳房产增值收益等价款。

　　第四十二条 购买保障性住房的家庭或者单身居民在取得完全产权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所购保障性住房由市主管部门按照在原销售价格基础上综合考虑住房折旧和物价水平等因素后确定的价格予以收回：

　　（一）已另行购买拥有住房的；

　　（二）全部家庭成员户籍均迁出本市的；

　　（三）因银行实现抵押权而处置保障性住房的；

　　（四）需要转让所购保障性住房的。

　　第四十三条 保障性住房租赁合同或者货币补贴协议期限届满需要续期的，申请人应当在期满前三个月重新提出申请并申报有关材料，由主管部门予以审核并公示。

　　经审核通过且公示无异议或者有异议但经核实异议不成立的，申请人可以重新签订相应的合同或者协议。

　　未依照规定申报材料，或者已申报材料但经审核不再符合条件的，主管部门应当在原合同或者协议期限届满之日收回保障性住房，或者停止发放货币补贴。

　　第四十四条 需要终止租赁保障性住房或者停止货币补贴的家庭或者单身居民，应当书面告知市主管部门，由主管部门收回住房或者停止货币补贴，并办理相关手续。

　　第四十五条 租赁或者未取得保障性住房完全产权的家庭或者单身居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合同约定要求其支付违约金，并可以根据约定或者法定情形解除合同，收回出租住房或者按照在原销售价格基础上综合考虑住房折旧和物价水平等因素后确定的价格有偿收回出售住房：

　　（一）无正当理由连续六个月以上未在保障性住房内居住的；

　　（二）无正当理由连续两个月或者累计六个月以上未缴纳租金的；

　　（三）擅自转租保障性住房的；

　　（四）擅自互换、出借保障性住房的；

　　（五）擅自转让、抵押、出租保障性住房的；

　　（六）将保障性住房用于经营性用途的；

　　（七）擅自改变保障性住房使用功能的；

　　（八）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租赁的保障性住房严重毁损的；

　　（九）其他违法或者违约情形。

　　具有前款第（四）、（五）、（六）、（七）项规定情况之一的，相关主管部门不得受理其取得保障性住房完全产权的申请。

　　第四十六条 保障性住房被主管部门收回或者按照在原销售价格基础上综合考虑住房折旧和物价水平等因素后确定的价格有偿收回的，原租赁或者购买保障性住房的家庭或者单身居民应当自收到解除合同或者终止合同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搬迁，并办理相关手续。

　　有正当理由无法按期搬迁的，可以向主管部门申请临时延长居住期限，临时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六十日。在延长的限期内应当按照政府相关部门发布的同期同区域同类型普通商品住房的市场租赁指导价缴纳相应的租金。

　　无正当理由逾期不搬迁的，主管部门应当责令其搬迁，并按照政府相关部门发布的同期同区域同类型普通商品住房的市场租赁指导价收取逾期的租金；拒不执行的，主管部门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搬迁。

第八章 监督管理

　　第四十七条 市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完善住房保障信息系统，及时公开发布本市住房保障的规划、建设、供应、申请、轮候、销售、租赁、退出以及其他相关信息。

　　第四十八条 市主管部门应当建立申请和享受住房保障的家庭、单身居民档案，记载申请、审核、轮侯、配置以及不良行为等信息。

　　申请和享受住房保障的家庭、单身居民在住房保障相关活动中的违法、违规、严重违约行为，应当作为不良行为予以记载并公示。

　　第四十九条 主管部门应当对保障性住房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进行调查处理。

　　对保障性住房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时，保障对象应当积极配合，物业服务企业应当予以协助。

　　第五十条 市政府应当每年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上一年度住房保障计划的执行情况。

第九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一条 申请住房保障的家庭或者单身居民以隐瞒或者虚报人口、户籍、收入、财产和住房等状况的方式弄虚作假的，由主管部门驳回其申请或者取消其轮候资格，处五千元罚款，并自驳回其申请或者取消其轮候资格之日起三年内不予受理其住房保障申请。

　　第五十二条 以弄虚作假、贿赂等不正当手段获取保障性住房或者货币补贴的，主管部门应当解除保障性住房租赁、买卖合同或者货币补贴协议，收回保障性住房或者补贴资金，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予以处罚：

　　（一）租赁保障性住房的，按照政府相关部门发布的同期同区域同类型普通商品住房的市场租赁指导价补收租赁期间的租金，并按照补收租金的两倍处以罚款；

　　（二）购买保障性住房的，退回原购房款，按照政府相关部门发布的同期同区域同类型普通商品住房的市场租赁指导价收取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搬迁之日期间的租金，并按照收取租金的三倍处以罚款；

　　（三）领取货币补贴的，按照货币补贴额度的两倍处以罚款。

　　因前款规定被取消货币补贴的，主管部门自解除合同之日起五年内不予受理其住房保障申请；被收回保障性住房的，自保障对象搬迁之日起五年内不予受理其保障性住房申请。

　　第五十三条 租赁或者购买保障性住房的家庭或者单身居民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三）、（四）、（五）、（六）、（七）、（八）项规定的，由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处两万元罚款。

　　租赁或者购买保障性住房的家庭或者单身居民，因本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二）、（三）、（四）、（五）、（六）、（七）、（八）项规定被解除合同的，主管部门自保障对象搬迁之日起三年内不予受理其保障性住房申请。

　　第五十四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为保障性住房申请人、共同申请人出具虚假证明材料的，由主管部门予以公示，并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千元罚款；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依法给予处分。

　　第五十五条 主管部门或者其他相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不履行职责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追究主要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章 附 则

　　第五十六条 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一）廉租住房，是指政府向符合条件的住房困难的具有本市户籍社会救助对象以低廉租金标准提供的保障性住房。

　　（二）公共租赁住房，是指政府提供政策优惠，限定套型面积和出租价格，按照合理标准筹集，面向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或单身居民出租的具有保障性质的住房。

　　（三）经济适用住房，是指政府提供政策优惠，限定套型面积和出售价格，按照合理标准建设，面向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或单身居民配售的具有保障性质的住房。

　　第五十七条 住房困难标准由市政府另行制定。

　　第五十八条 本条例规定由市政府或者市主管部门制定具体办法、轮候规则以及相关标准的，市政府或者市主管部门应当自本条例施行之日起一年内制定。

　　第五十九条 市政府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细则。

　　第六十条 本条例自2010年7月1日起施行。



被省略和被扭曲的过程
——论民事诉讼程序公正的缺失与补救

耿 辉


一、 问题的提出

如果把司法比作生产社会公正的产业，那么终审裁判便是最终的产品，而司法程序则是一条“司法正义生产线”，终审裁判的质量如何、司法效率的高低，既取决于操作者的素质，更取决于程序设计的科学性和运作的规范性。那么现行民事诉讼程序的运作状况如何呢？我们再来看这样一组数据：2001年全国法院处理来信来访达9148816件，比当年受理案件总数还多444415件，其中申诉信访6442411件，涉及民事案件的信访又占半数以上；全国法院还受理民事审判监督案件82652件，改判和发回重审率为30.57% 。[1]我们宿迁市中级法院地处江苏北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下辖5个基层法院，在全国有一定的代表性。我院自2001年以来的一年半时间，共处理来信来访3130件，其中，对生效民事裁判申诉和申请再审的593件，占信访总量的19%，投诉法官在办理民事案件中拖延审理、违法办案的有721件，占信访总量的23%。
现实情况表明，民事裁判的社会公信度较低，终审裁判的稳定性受到挑战，居高不下的信访和申诉已成为困绕法院工作特别是民事审判工作的最突出、最艰巨的问题。为解决信访和申诉问题，全国四级法院都设立了审判监督庭和处理信访问题的专门机构，造成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使本已庞大的法官队伍进一步膨胀，并形成中国司法体制的独特现象。当前，随着国家统一市场体系的建立，经济全球化的推进，特别是随着中国加入WTO，已溶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潮流，司法、尤其是民事司法必须与时俱进，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保证公平竞争、确立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在此背景下，对现行民事诉讼程序设计和运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进而探讨实现民事诉讼程序公正的改革办法，应成为理论界和司法界一个迫在眉睫的课题。



二、 民事诉讼程序运作过程中出现的偏差

应该说，随着全国法院系统自80年代末开始的以审判方式改革为核心的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随着当事人举证责任、发挥庭审功能、强化合议庭职责、强调公开审判等一系列改革内容的落实，民事诉讼程序的公正性和效益性逐步增强。但是，现行的民事诉讼制度在很多方面制约了改革的深化。同时由于程序公正的观念远未在审判人员头脑中扎根，在程序工具论的传统观念影响和日益突出的案件压力双重作用下，民事诉讼程序这条“正义生产线”的许多环节在运作中仍遭到省略和扭曲：
（一）基层法院片面追求审判效率，审理民事案件适用普通程序的越来越少，简易程序的适用早已突破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所规定的“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案件”的范围，从我市基层法院的统计情况看，90%以上的民事案件都适用了简易程序审理。简易程序在提高结案效率分方面确有实效，但是，由于程序简化，也带来当事人诉讼权利现实的空间受到压缩的后果。诉辩式庭审方式的推行和法官释明权行使的欠缺，使一些法律知识和文化水平双低的当事人在仓促之间可能难以采取有效的攻击防御行为去保护自己的权益。基层法庭为加快案件审理进度而诱导或剥夺被告答辩期限的情况也非常普遍。
（二）一审民事案件缺席判决的比例大大增加，使裁判公正性打了折扣。当前，由于人口流动性很大，给法院送达诉状副本和开庭传票带来很大困难，开庭传票往往交他人代收或采取公告送达，并很少核实当事人不到庭的事由。这其中有不少作为被告的当事人并不知道案件开庭，甚至不知道被起诉。还有一些必须到庭的被告没有到庭的情况下，法院也缺席作出了判决，缺乏对话性的审判当然无法保证公正。笔者曾接触过这样一起案件：刘女向某县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因刘女丈夫张某外出打工，受理该案的基层人民法庭当天直接将起诉状副本与开庭传票送张某父亲签收，并向张某父亲调查了夫妻俩的感情状况，3日后庭审，因张某未能准时到庭，法庭根据刘女的陈述和张某父亲所作“打工以来二人感情不如从前”的证言，判决准予刘女与张某离婚。
（三）庭前准备阶段存在诸多影响公正与效率实现的弊端。尽管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送达起诉状副本和答辩状副本的不变期间，但实际操作过程却常常被违反。更由于缺乏一个明确的整理和固定焦点和开示证据的程序，造成了庭审程序的盲目性。因一审中没有充分行使攻击防御行为的当事人，往往等到败诉之后再请律师，收集证据，寄希望于上诉。然而上诉的手续都是由原来的审判庭办理的，一来不计入工作量考核，被视为额外负担，二来基于错案追究的压力，有些法官本就对上诉方心生不满，所以办理上诉手续拖延是常事，一、二个月算正常，有的甚至要超过半年，而这段期间是两级法院案件流程管理之外的空白地带。此外，除非上诉方索要，直到二审开庭法院也很少会主动将对方的答辩状送达，二审同样缺乏完善的庭前准备程序，双方当事人的所有举证和辩论都集中于庭审。
（四）二审大量采取书面审理，不利于程序公正的实现。公开于透明是程序公正的重要保障，由于我国农村群众文化素质和法律知识极端贫乏，诉讼文书大多词不达意，甚至与其主观意愿大相径庭，诉讼程序的口头化对于保证裁判结果的公正，特别是对当事人的服判息诉工作有着重大意义。但现行诉讼法对何种情形下适用书面审理没有明晰的规定，上诉案件立案后，是开庭审还是书面审是个未知数，一切由合议庭（实际是主审法官）定夺。笔者在接待信访过程中遇到许多当事人，就是因为二审采取书面审理，造成其收集的证据不能在法庭出示、花高价聘请的律师未出庭替其辩论而认为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五）仓促的庭审过程限制了当事人意见的表达。近两年不少法院都制定了二审开庭率的指标，强调公开审判，民事二审案件书面审理的比重大幅度降低，但由于二审案件不论难易都必须组成合议庭审理，使审判力量无法合理分配，以致有的合议庭一天要安排2-3个案件的庭审。为了赶时间，庭审必须快节奏进行，当事人的陈述和辩论常常被法官不耐烦地打断，一些当事人常常因为不能充分发表质辩意见，以致在宣判后尚未拿到裁判文书就申请再审。
（六）作为程序结局的裁判文书制作也不能尽如人意。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裁判文书对部分案件事实或者重要情节没有表述相应证据；双方对案件事实存在有分歧的情况下，对确认的诉讼证据未进行分析认证；对涉及认证与否的案件，在作出肯定或者否定的结论时，不讲理或讲理不充分以及对裁判适用法律的理由和依据阐释不足，等等。[2]这样的裁判，不仅很难让当事人从内心信服，其他人看后也会产生疑惑。
（七）法官对诉讼程序的操控权过大，特别是对证据的取舍和举证责任的分配等问题的决定，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胜败。所以当事人千方百计以非程序化、非法律的方式向主审法官施加影响。比如请吃、送礼、说情，还有的则是在审理过程中就向党委、人大及法院领导信访或向新闻媒介寻求舆论支持，以期引起各方对案件的关注。而且一审法官甚至有关业务庭庭长，为减少“错案”，提升“政绩”也会在案件上诉后到上级法院“公关”。
三、 民事诉讼程序公正缺失的制度原因。
众所周知，重实体、轻程序是我国法文化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后，直到1982年才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初步建立了一套较为系统的民事诉讼程序法律制度。1991年4月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标志着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完善。由于我国诉讼制度起步较晚，而且受前苏联影响较深，民事诉讼制度是按照法院在民事诉讼中拥有主导权的“职权主义”模式设计的，审理案件的公正标准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民事诉讼法第七条）。这里的“事实”是指客观真实，而“法律”则主要指实体法。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法院，都把诉讼程序视为实现实体目标的工具。民事裁判违反法定程序只有达到可能影响案件实体正确裁判的程度，才会被二审发回重审或提起再审。只要结果正确，哪怕产生结果的过程被省略和扭曲了也并不要紧。但是，民事诉讼涉及的只是当事人之间的私权争执，所以，西方国家历来重视诉讼程序，强调私法自治原则，当事人主义是其民事诉讼的基本模式。评价诉讼模式的优劣，首先就要看其是否能保障和体现程序公正。如果一项诉讼程序能够充分发挥当事人的积极性、主动性，保障裁判者处于中立地位，减少个人偏见，并将判决建立在当事人和社会公众乐意接受的基础上，那么依照该诉讼模式设计的民事诉讼程序就是公正的。[3]以此标准来考量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程序，可以发现它存在四大缺陷：
一是破坏了司法的被动性。法院有权追加当事人，有权直接启动案件再审，甚至可以作出不利于上诉方的裁判等等，审判权凌驾于诉权之上，诉讼中不尊重当事人意志。由于偏离了中立者的位置，难免与当事人发生冲突和摩擦。《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这样一来，一方面打破了双方当事人在收集证据能力上的平衡状态，使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法院的中立性产生怀疑，另一方面也容易造成法官对自己调取的证据先入为主，无法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客观、冷静地评判证据。
二是破坏了司法的及时性。《民事诉讼法》没有对当事人举证期限作出规定，根据第一百二十五条“当事人可以在法庭上提出新的证据”的规定，当事人在二审和再审过程依然可以提供新的证据。这种做法严重影响了法律实施的效果和法院的威信，甚至被一些当事人利用拖延诉讼，干扰了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此外，允许以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理由将案件发回重审，也增加了当事人诉累和司法成本，降低了审判效率。
三是破坏了司法的亲历性。案件审理的个性化特点，要求法官必须亲历案件的审判过程，亲自审查原始证据，亲耳听取当事人和证人的陈述，从而对案件事实形成科学的内心确信。然而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制度和案件请示制度，却使审与判发生分离，形成法定的“暗箱操作”。
四是破坏了司法的终局性。按照“有错必纠”的原则，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裁判，不仅当事人可以在二年内享有事由宽泛的再审请求权，而且本院院长、上级法院、上级检察院亦有权随时启动对生效裁判的再审，再审的次数与审级也没有特别的限制，这样的再审制度直接导致诉讼秩序混乱，使二审终审制形同虚设，终审不终。
四、 实现民事诉讼程序公正的改革构想
程序公正观念肇端于英国，并为美国所继承和发展。当代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把程序正义作为一个独立的范畴加以类型分类，构筑了体系完整、结构宏伟、思想丰富的正义论，被誉为“目前最佳的正义理论”，因其具有实际意义，获得了人们普遍的接受。《民事诉讼法》颁布十一年来，我国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大改变，随着司法对社会生活介入程度的日益加大，民事诉讼程序设计上的先天缺陷，已导致其无法适应客观形势的发展和实现司法公正、高效的要求，作为上层建筑的民事诉讼法必须加以改革，以程序公正为价值追求来重新设计民事诉讼制度已是势所必然。”
经过十多年的理论探讨与司法改革实践，法学界提出了建立以当事人主义为基础，职权主义为辅的诉讼结构模式，强调诉权的主动性与审判权的被动性，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限制审判权的恣意。认为传统的民事诉讼理论、基本的诉讼原则和诉讼制度，须作出如下调整：废除“以事实为根据原则”、“有错必纠原则”和案件请示制度、审判委员会定案制度、审判监督制度，确立法官独立原则、法官中立原则、诉权自治原则，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证据制度和限制严格的再审制度。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还应在四个方面予以改革：
一是将当事人举证限定于一审完成，使上诉审主要针对法律问题进行。这是因为上诉制度的目的一般包括维护诉讼当事人的利益和保证法律适用的统一两个方面。其中，事实审系针对当事人的利益，只对个案有意义；法律审系针对社会利益，其意义超过了个案范围。在英美法国家，除了少量例外情况外，上诉法院只复审法律问题，而不复审事实问题。[4]上诉程序距离全面事实审查的理念越远，它实现私人目的的能力越弱，相反，当程序以重新审判的方式全面进行复查时，程序所考虑的只是对个案当事人实现公正，几乎不能进行解释法律或指导法律发展的努力。从目前的审判实践看，二审法院在民事上诉案件的审理中，大量精力都消耗在了事实审查方面，不仅加重了法官的负担，而且由于对个案事实的过分关注，造成通过上诉法院裁判以实现法律解释和适用上的统一的功能弱化，不同法院对同一类法律问题作出的裁判往往尺度不一、差异较大。
二是针对我国法官队伍的现状，必须将裁判权集中到少数优秀审判人员手中，其他审判人员作为法官助理承担辅助性工作，在加强一审案件独任审判的同时，二审案件一般也由具有审判资格的法官独立裁判，对于其审查后难以作出决断的案件再组成合议庭进行裁决。在我国，当事人依法享有当然的上诉权，上诉不受限制，大量的民事案件直接进入二审程序，其中真正属于疑难复杂的案件很少。一方面，由于每个案件必须有三名审判人员参与审理，二审法院为完成繁重的审判任务不得不增加审判人员的职数，并赋予审判员、代理审判员相同的审判权，既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又阻碍了我国法官队伍精英化的实现。另一方面，从传统合议庭的组成及运作情况看，由于法院长期实行“案件承办人”制度，使得合议庭虽然具有立法确立的临时性特征和统一行使审判职权的外形，但合议庭成员对案件审判的关注和参与程度存在明显的差别。一般而言，作为非案件承办人的合议庭成员对案件的关注和参与程度弱于案件承办人，甚至还存在着未参加案件庭审的法官在裁判文书上“挂名”为合议庭成员的情况，使合议庭的职能虚无化和合议庭的存在价值形式化。[5]
三是以诉权为本位，强化诉权对审判权的制约，限制公权力的恣意。近年我国对审判权的监督可谓种类繁多，不仅有法定的审判监督程序，还有纪检监督、人大监督、舆论监督等等。但由于监督所固有的事后性和监督者难以受到监督等先天缺陷，尽管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其效果并不明显。实践证明，缺乏程序限制的审判权是产生司法腐败的真正“温床”，这是任何监督措施都无法根除的。最佳的办法还是采取分权制约，着眼于程序遏止司法腐败。在民事诉讼中，就是扩大诉权、尊重诉权，让诉权划定审判权的范围。比如，案件的受理范围不应由法院自行划定、诉讼当事人不能由法院自行追加、非经当事人申请法官不得主动调查收集证据、举证责任的分配不能由法官随意决定、二审是否采取书面审理可由当事人选择等。
四是强化法官程序至上的观念。“徒法不足以自行”，公正的诉讼法律只有得到严格的贯彻执行才能真正体现公正，从现实情况看，很多已有的程序规定并未得到落实。所以，法律制度改革固然重要，确保法官严格执行程序更应成为法院的首要任务。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是要强化对法官程序理论和程序意识的培训，使每个法官牢固树立程序公正的观念和程序至上的意识，成为程序公正的先锋，时刻保持以程序为依托进行思考，决不能随意省略或扭曲民事诉讼法确定的诉讼程序。其次，要制定严格的责任追究办法，对违反程序规范的法官予以严厉的处罚，直至剥夺其审判权。与此同时，应减低对裁判结果正确性的过分苛求，废除错案追究制度。“须知司法是一种有时间和资源限制的工作，它必须遵循法律的正当程序，它不允许当事人无休止地将案件一遍又一遍地提交给法院。甚至可以说，一定程度的错案率是一个良好的司法制度下的自然现象。在实体上实现完全的公正毕竟是我们人类的能力所不可及的。”[6]第三，强化当庭宣判，把裁判文书质量作为考核法官业务能力的硬指标，努力提高裁判文书的制作水平。作为公平与正义载体的判决书，在其中说明理由是司法活动的基本要求。判决书应当是内在程序与外在程序的综合体，既要说明诉讼程序进行中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又要说明法官在事实与结论之间所作的法律推理过程。这是司法程序的最后一项要求，否则，司法程序缺乏一个完美的结局。[7]

[1]参见《人民司法》2002年第3期第38页。
[2] 参见罗书平：《裁判文书与诉讼证据》刊于2002年第5期《法律适用》
[3] 参见肖建国：《民事程序价值论》第120页
[4]参见肖建国：《民事程序价值论》第158-165页
[5]参见黄学忠：《审判长选任制度若干问题检讨》
[6]参见贺卫方：《法律职业化的方法基础》刊于2002年4月1日《人民法院报》
[7]参见蒋惠岭：《论司法的程序性与司法改革》刊于《人民司法》199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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